原本常朝在唐初每日都要进行，不过，在公元639年，也就是贞观十三年，担任尚书左仆射和太子少师的房玄龄奏请“三日一朝”，便得到了唐太宗李世民的应允。
而今，已到了公元644年（贞观十八年）的十月中旬，常朝自然是每三日举行一回。
当然，常朝的礼仪也极为重要，传于后世的《新唐书》中，便对唐初早朝礼仪有过详实而具体的记载：“朝日，殿上设黼扆、蹑席、熏炉、香案。御史大夫领属官至殿西庑，从官朱衣传呼，促百官就班，文武列于两观。监察御史二人立于东、西朝堂砖道以涖之。
“平明，传点毕，内门开。监察御史领百官入，夹阶，监门校尉二人执门籍，曰：‘唱籍’。既视籍，曰：‘在’。入毕而止。次门亦如之。序班于通乾、观象门南，武班居文班之次。入宣政门，文班自东门而入，武班自西门而入，至閤门亦如之。夹阶校尉十人同唱，入毕而止。
“宰相、两省官对班于香案前，百官班于殿庭左右，巡使二人分涖于钟鼓楼下，先一品班，次二品班，次三品班，次四品班，次五品班。每班尚书省官为首。
“侍中奏‘外办’，皇帝步出西序门，索扇，扇合。皇帝升御座，扇开。左右留扇各三。……通事舍人赞宰相两省官再拜，升殿。内谒者承旨唤仗，左右羽林军勘以木契，自东西閤而入。朝罢，皇帝步入东序门，然后放仗。内外仗队，七刻乃下。常参、辍朝日，六刻即下。”
由此可知，在唐初举行的梅三日进行一回的常朝，从文武百官进入宫门，再到早朝仪式完毕，至少需要消耗掉半个时辰的功夫。
待常朝的礼仪进行完毕，接下来，就是百官奏事，也称为“朝参”。
文武百官向圣人“进言陈事”，称之为“上书”，其文体为“表”。那么，百官奏事有两种方式：一是当场向圣人奏报；二是向圣人呈“上书”。
此外，如果有官员奏议之事属于机密，为防止泄漏，须用黑色口袋，贴上双重封条呈进，称为“封事”。
由于常参的官员们至少需要三到五更起床，从四更到早朝仪礼毕至少站立一个时辰或者一个半时辰，常参官员们都是五品以上的文官，他们近乎都是文弱书生出身，再加之年纪普遍偏高。
于是，在接下来的“百官奏事”环节，在举行常朝的太极殿之内，便给常参的官员们俱都安排了座位。
根据《唐会要》记载:“贞观十四年正月二日。命有司读春令。诏百官之长。升太极殿。列坐而听焉。”
也就是说，在唐朝的时候，百官向圣人呈事，不需要跪拜或站立，可以跟同僚和圣人一起“坐而论道”。
作为从六品上的尚书省户部度支司员外郎，赵伦由于官阶过低，尽管可以参加每三日进行一回的常朝，却只能够在太极殿内，坐在左侧文官序列最后边的座位上。
今日卯时四刻许，在太极殿之内，常朝礼仪进行完毕，端坐于堂上的李世民，待堂下分列左右两班的文武百官们坐定了以后，便开口问询道：“诸卿，今日早朝有何事要奏？”
待李世民把话讲完，担任司徒（户部尚书）并加拜太子太师的长孙无忌，与尚书左右仆射萧瑀、李世绩，谈论了一番关于尽快派兵出征高句丽一事，却遭到了司空加拜太子少师房玄龄的极力反对。
即便上的二十四功臣，长孙无忌和房玄龄在攻打高句丽一事上却意见相左，颇让李世民极为头疼，他尽管对攻打高句丽一事极为认同，却又对房玄龄所说“多次东征高句丽久克不下，实乃国患”也不无警惕。
看到在今日早朝之上，长孙无忌和房玄龄两个人在堂下吵得不可开交，端坐于堂上的李世民，便从中劝解道：“好了，好了，司空和司徒两位老臣，你们莫要继续为是否近期东征高句丽一事争执不休，莫要因此伤了彼此的和气，此事日后再议便是。”
劝说完毕，李世民便面朝着坐于堂下左右两班的文武百官们，朗声问询道：“诸卿，可还有军国大事要奏？”
待李世民问询完毕，坐于堂下左班最后面座位上的尚书省户部度支司员外郎赵仑，便起身立于左右两班的过道之上，面朝着端坐于堂上的李世民，持笏施礼，躬身禀告道：“启禀陛下，微臣有机密要事奏请。”
当赵仑把话说完，便从袖中摸出来一只贴上双重封条的黑色小口袋，呈送给了前来索取的一名立于堂前的内侍。
端坐于龙椅之上的李世民，从内侍的手中接过来那只黑色的小口袋，扯下双重封条，便掏出来一本奏折，他打开一看，真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让李世民对此感到颇为惊讶的是，尚书省户部度支司员外郎赵仑所称的“机密要事”，竟然是关于他的那个“废婿”陈浩，就奏折之中所列的陈述内容，让他在心里头暗自窃喜。
“赵员外所奏请之事，朕已然了解，定会派人查实此事，你且退下入座吧！”李世民合上奏折后，便对站在左右两班过道上的赵仑，吩咐了一番道。
等到赵仑重新坐回到他的座位上之后，李世民再次面朝着堂下的文武百官，面带着几分欣喜之色，接着发问道：“还有哪位臣卿，有要事奏请于朕呢？”
过了好大一会儿，李世民看到堂下位列左右两班的文武百官，便没有人起身奏事，他便拜了拜手，说道：“既如此，那三日之后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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