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祯五年大勇上书朝廷请设登旅巡抚，朝廷没有回音，那奏疏算是石沉大海了。
大勇无奈，便自个任命了登莱和旅顺的地方官员，登州知府是原登莱监军道王徽，旅顺知府则是原登州知府葛万年。
王徽、葛万年二人和原登州道宋光兰一样，都是孔有德叛乱后投降孔贼的，早就被朝廷除名，若是没有大勇，他们早就被押解进京问斩了。因此算是和大勇是一条绳上的蚂蚱，有大勇就有他们，没大勇就没他们，故而对大勇很是忠心，对大勇交办的差事完成得也算不错，深得大勇夸赞，常言诸位就是我施大勇的左膀右臂。这话有几分真心却是谁也不知道了。
对登州和旅顺的管理，大勇是采取分而治之的，即原本地居民由知府衙门和知县衙门管理，而后迁的移民则登旅安置使司管理。
崇祯四年大勇攻破登州后，曾将俘虏的数万叛军转为登州军屯户，并许诺他们屯满三年后即可领取一定报酬释放回家，这个政策对安定俘虏的人心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使得登州军屯能够快速的运转起来。
三年期限到后，当时负责屯田的原登州道宋光兰便请示大勇，是否兑现三年前对俘虏青壮们的承诺放他们回家，除了对异族牲畜，大勇向来守诺，要宋光兰即刻开始安排屯田青壮归乡。
岂料，愿意回乡的青壮人数很少，只六百多余人愿意领取报酬归乡，其余的青壮全部选择继续留在登州充当屯田户。对这个结果，大勇当然奇怪，屯田军户算起来是没有什么自由的，现在自己给他们自由，这些人如何却不肯走了。
还是宋光兰明白，他告诉大勇，尔今大明各地都是天灾**，这些青壮们在登州屯田虽没什么自由，但好歹也能吃饱肚子，加上这三年来青壮们在种田之余还要接受军事训练，早已融入军屯这个大家庭，对辽东军也有了归属之心，于其回乡挨饿或是再次成为乱民，留下来未尝不是最好的选择。
宋光兰又说，这三年来因为登州的安定，莱州和山东一带不少百姓也携家来投，一些穷人家也将女儿嫁给了军屯户，为的就是能吃饱肚子。除了那些原松山军伤残退役的军屯官，青壮们当中也有不少人娶妻生子，人一成家，这根就算扎下来了，这会就是大勇赶他们走也不走的。
听了这个解释，大勇自然高兴，能在这乱世之中给百姓们一个安乐窝确是很有成就感。
思量之后，大勇还是决定让宋光兰将屯田的青壮全部转为登州本地户籍，还他们自由，并将所开垦的土地分配给他们，每年收成的三成上交官府即可。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大勇觉得屯田毕竟是件辛苦事，自己已经白白压榨了他们三年，如今条件允许，自然要对他们人性一些。况且这些人也不是离开登州，只要人还留在登州，他们就得交税，三成净税听起来少，但实际已经很多了，连年干旱，收成本就不多，大勇可不忍心让他们交个五六成出来。
能够成为自由民，还能获得土地自己耕种，这等好事自然人人称手拍快，命令刚下的第二天施大勇便在民间有了“活菩萨”的美称。对这一美称，大勇坦然受之，比起“施扒皮”来，这活菩萨可是好听得多了。有拍马屁的屯田官鼓动百姓为大勇造祠，听到这个事，大勇连忙阻止，对那帮拍马的屯田官说你们知不知道魏公公，若是不知道就去问问衙门里那帮师爷。
生祠啊！
大勇可不敢配享，他还想多活几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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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分配土地给自由民外，大勇还让登州官府和下辖的四县官府组织自由民们从事家畜饲养，另外还要登州府组织百姓出海打鱼。
登州靠海，所谓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放着渤海这个大鱼库不开垦不是傻子么。
若不是这时代运输不便，且不易保存，大勇说不定就打起水产买卖的主意来了。饶是如此，晒干的海带、海苔和鱼干还是小批量的出现在了京城的酒楼之中。大勇对负责海产外销的官员说，只要他们能够打开销路，那么赚取的利润就会有他们一份。
和大勇想象的不一样，这年头的达官贵人们似乎对海产品不怎么感冒，估计看不上这等低廉之物，倒是贩夫走卒，寻常百姓对海带和鱼干十分的喜爱。
本着薄利多销的原则，登州的海产品销售在京师和天津打开了市场，每年有数万两银子的进帐。钱虽然少，少到大勇都看不眼，但是大勇却还是鼓励经办的官员们将这一生意做大做强，他常言“要放眼将来，放眼全球嘛”...
钱大刚这个水师总兵已经转行成了商队首领，南方的水路已经打通，大勇派人和郑家接上了头，用从东虏抢来的金银珠宝换得他们的合作，将南方产的粮食源源不断的运到登旅来。
郑家的胃口实在是太大，大勇估计再这样合作下去，用不了两年，从东虏抢来的金山就要被他们搬空。他倒是想来个黑吃黑，奈何郑家的水师比自家水师还要强大，天知道这些海盗怎么变得比官军还要强大的！福建的官府统统要杀头才是！
扩建水师的念头大勇暂时还没有，没办法，家底有限，这两年大手大脚花得太多，虽然到处开源，可没一处节流的，这银子就跟流水一样哗哗的花出去，还听不到回响，这让大勇有时真想再去沈阳抢一把。不过想想豪格这小子家底也有限，且没什么好机会让自己去抢了，犯不着冒这个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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