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时，纪小川也注意到，最近这几天，街上很少见到城管人员的影子，各种摊贩随意摆摊的现象多了起来。市民的议论比较杂乱、莫衷一是。有的说，没有城管不行，街道被弄得乱七八糟，像农贸市场一样，有损城市形象。有的说，没有城管更好，城管就是吃了没事干，只知道罚钱，不管百姓死活……
纪小川自然明白，不同的声音，发自不同的利益群体，相互很难达成共识。
从城管队打听到。这期间，市里组织了两次协调，但没有什么效果。城管方面，坚决否认有周铁牛所称的非礼、逼良为娼的情况。
一个副队长说，张雪梅来城管队后，我们的人只是要她交罚款了事，但她称没钱交罚款。不交罚款，当然不能放车。纠缠了好一阵子，她就回去了。但出于人道主义考虑，城管队可以给死者家属两万元安慰费息事宁人。
而周铁牛坚称，城管队有人对妻子非礼，这有张雪梅胸脯上的乌斑为证，由此也就不能排除有人想逼良为娼的情况。但人已经死了，他也不想多事。如果城管队想息事宁人，赔偿金不得少于三十万元。城管方面一听，自然不同意，称周铁牛想敲诈，最后连两万元也不同意出了。如此双方就僵住了。
纪小川关注的，自然不是钱的问题，而是城管队员在执法的过程中是否有过激行为，以及是否有周铁牛所称的对张雪梅非礼、逼良为娼的情况。
纪小川之所以有此怀疑，是因为他看过张雪梅生前拍的一些生活照。张雪梅生前，确实有徐娘半老风韵犹存之貌。且她胸脯上的乌斑，也难免让人联想。
关于过激行为，公安方面调取了中山路段的监控，就是上面提到的那段视频，基本可以排除过激执法之嫌。
关于张雪梅胸脯上的乌斑，法医也无法判断是不是非礼所为。但可以认定的是，张雪梅死前24小时之内没有和人发生ròu_tǐ关系。
问题是，城管方面也拿不出证据证明自己的清白——毕竟张雪梅是从城管队回家后就寻了短见的，一个人总不会无缘无故就不想活了吧？
在纪小川看来，这又是一个糊涂官司。
判明是非，是警察的事，纪小川自然不会再跟踪采访下去，毕竟媒体不宜卷入是非之中。但透过这一事件，纪小川还是认为有必要做一篇文章，其目的，一是提醒城管队员文明执法，人性执法；二是提醒商贩依法依规经营，自觉维护城市市容；三是呼吁市民理性对待此类事件，避免矛盾激化。
可以说，这篇文章的立意非常正面，也很有现实意义，刊登应该没有问题。沈洁茹看了纪小川写的时评后，也大加赞赏。
但纪小川没有想到，文章按照审稿程序转到谭知耕手里时，就被他大笔一挥“毙”了，稿件退回。因为市委宣传部对这一类报道有明确的指示，就是慎重处理原则。
当然，谭知耕也知道，自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城管”就成了全社会愤怒声讨的对象之一。这其中的原因，比较复杂。
因为“城管”管理的对象，大多是那些生活在社会底层的小商小贩，这些人的公共意识比较淡薄，哪里生意好做，摊子就摆到哪里，根本不管自己的行为是否会对城市交通、居民生活，以及市容市貌造成影响。特别是一些烤红薯、烤羊肉串的摊点，把街道弄得烟雾缭绕的，附近居住的市民对此意见很大。
这种状况，城管不管当然不行。可管吧，这些人又都属于无业游民，其中还有许多是国企的下岗员工，靠这点小生意养家糊口。不让摆摊，就等于断了人家的生计。因此，一方是生活所迫，不得不为；另一方则是职责所在，身不由己。冲突就在所难免。
当然，城管之所以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除了一些城管队员执法方法简单粗暴、常常以势以权压人外，一些都市媒体，往往抓住个别恶性案例大做文章，无疑也起了煽动民情、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谭知耕看来，媒体对负面现象进行报道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反映情况，促使相关部门纠正、解决问题、化解社会矛盾，而不能为揭露而揭露。更不能为了新闻效果放弃社会责任，推波助澜，使问题复杂化，矛盾尖锐化，反而不利于事情的解决。
实话说，对于纪小川的这篇时评，谭知耕是欣赏的。首先，是它的立意正面；其次，是文章有深度。文章不仅客观地分析了各方的苦衷、产生的后果、造成的影响，而且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思路和建议。比如，文章建议，在全市集中规划几个摆摊场地，并建立相应的卫生管理制度。虽然其中的一些技术性问题还值得认真探讨，但思路很可取。
但谭知耕明白，如果公开发表此文，就很可能引起大的社会争议，把媒体的眼球再一次聚焦到这一敏感的话题上。话题一旦展开，由此及彼，就很难把舆论局限在某一方面、某一层次，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谁也无法预料。
在谭知耕的心里，现在的社会太敏感，也太脆弱了。一有风吹草动，就容易形成群体性恐慌事件。例如日本大地震后全国发生的“抢盐风潮”，以及前不久一个地震谎言导致云滨几万市民深夜露宿街头的闹剧，都很能说明问题。这些年来，很多重大新闻事件，就是由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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