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农村换届选举，正好又是一个大好机会，秦大川一开始就在琢磨着如何从付兰花的手中夺回这个村主任的位子？又如何拔掉这个眼中钉肉中刺？他不允许在他的领导班子里有不同的声音，更不允许有掺沙子的现象出现。
在没有付兰花的几十年里，村里的两委班子他使用起来也是非常的得心应手，在他的话可以说就是“圣旨”，决定任何事情上，他也从来不征求任何人的意见和建议，以前介绍过他的关系网：包括县、乡各级党委的主要领导，对他的工作也是非常支持和帮助，并对他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更是大加赞赏和表彰，总之，在这几十年当中，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这段时间里，从上到下，他是一帆风顺、毫无阻挡。
红卫村原名叫卫宋村，村里有五个比较大的姓氏，若按人口计算，付氏又是全村最大的家族，大约占全村五分之二的人口，其次是秦氏，大约占全村人口的五分之一点五左右，按照家族的大小排列，依次是宋氏、应氏和郑氏，这三个姓氏的人口差不多一般多，加在一起也不过占一成，其余都是些几户和十几户的人家。
而这当中，付家和应家从祖辈就是老表亲，这两个家族来往走动的还比较亲近。另外，付兰花的丈夫应翔就是这应氏家族的族长应志明的儿子，而应志明又和付兰花的父亲付立国是抗战时期的老战友，原八路军冀中军区，吕正操为司令员，程子华为政治委员，付立国和应志明本是同村同乡，论辈分二人也是平辈，在老家以兄弟相称。
付立国比应志明早两年参加八路，二人同在一个纵队，再后来辗转又调到了一个连里，与敌人战斗过多年，一起摸爬滚打、出生入死，所以他俩建立了深厚的情谊，真如亲兄弟一般。当时，付立国在纵队某连任副连长，应志明任排长。等到应志明提成连长的时候，他俩就平级了。
说起这事真叫一个笑话，按照付立国的说法是：“俺娘的没有当大官的命。”为什么？按应志明的解释：他是大错不犯，小错不断。敢说敢做还敢顶上，上级对他又爱又恨，所以就一直待在了连长这从位置上。记得那年百团大战以后，部队进山进行休整，应志明刚好补充到付立国所在连队，当时正好上级宣布他由排长提升为副连长。新官上任三把火，这下他打起仗来那简直就是个不要命主，就是在他的带领和影响下，全连指战员个个更加精神饱满、生龙活虎，每次上级交给的战斗任务全部能出色地完成，为此他也立了不少功劳。只要一打仗保准能立功，之后他就往上升一级，他官职最高时升到了营长。可没过多久，不知道又犯了什么错误，又被降职成了连长，升升降降，三起三落，始终再没超过营长的职位，直至付立国为救首长负了重伤，离开了部队转入地方武装，二人才就此分别。关于此事后面必有详说。
其实，付立国在抗战时期曾多次负伤，只不过最后这次伤得太严重了，不得不转入地方进行治伤疗养，等到伤愈以后，经过组织决定，安排他担任里阳县大队二小区区长。这样，卫宋村（后来**时期改名红卫大队）也就自然成了抗日战士和民兵经常出入的地方，他们在村里建立和发展了许多堡垒户，开会动员、发动群众、组织支前等各项工作，轰轰烈烈地迅速开展了起来。
虽然当时条件和环境非常艰苦，但是全村男女老少的抗战热情却异常高涨，给她们站岗放哨、通风报信、打探消息以及做军鞋、送军粮等，这些全都没离开过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帮助。
当然，这当中也包括付立国的父亲付永根，这老人家身材不高，年过花甲，而且还患有哮喘病，但他却从不服老，不管刮风下雨还是酷暑严冬，抢着为儿子的队伍站岗放哨；他一听说给八路军送衣送粮，更是跑在前头。这老头向来脾气火爆，而且倔强，别给他做工作，如果谁说他老了，这些活不让他干，他一准儿给谁急，包括儿子付立国都不敢硬呛着他说话。谁也拿他没办法，不过，队员们在他家吃喝都非常随便和开心，就连开会、睡觉也都觉得很放心、很安全，队员们都亲切叫他“付大爹”，后来叫的顺了口，就慢慢又叫成了“福大爹”。
付立国参军也是老人家把他送去的部队，那年他随部队走的时候才十六岁。付永根一生共有四子一女，如今在他跟前的就只剩下付立国这么一个最小的儿子了，其他子女们已经好多年没有音信了。
那是在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家里很穷，地无一垄，房子倒有两间破坯房。付永根长年累月给本村的财主郑春和做长工和打短工，并且还租种了郑春和家一亩多地，每年除了交租也剩不了多少粮食，不管怎样，总得想办法维持着生活啊。
他和老伴儿李氏抚养着五个孩子十分艰难，白天他去东家干活，起早贪黑还要忙活自个儿家的地，李氏在家一边照看着孩子一边替人家做点儿针线活，这样也能挣个零花钱，到了晚上一家老少七口人挤在一条炕上。过了几年，眼瞅着儿女们都渐渐地长大了，再也不能睡在一起了，怎么办？老两口白日干一天活，晚上等孩子们都睡着以后，便悄悄担水脱坯，一干就是大半宿，第二天照常如此。
等到坯干以后，付永根叫上几个当家室院的人，齐大伙地帮助盖起了两间土坯房，格外又盘了一条大炕。有了这四间坯房两条坯炕，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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