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婚的日子很幸福，可是，“我”无端地战栗起来，“忽然觉得好像有人在我的坟上走”，埃利接过去说：“一只鹅正在我的坟上走过，这才是原话，对吗？”果然，是埃利的“坟”，而不是“我”的。埃利的死法与“看房人之谜”里的“富有的可怜的小姑娘”一样，坠马身亡，同样都是在诅咒的恐惧里。“富有的可怜的小姑娘”是受看房人诅咒，埃利则是——那个黑头发高个子的女人，两人同样都是由某人指使，收某人的钱。我们可将“看房人之谜”看作是《长夜》的前身，但情形已经大变，凶手“我”比凶手哈瑞处境复杂得多，前面那一句起誓——“它是一个爱情故事”，是指“我”和格里塔，还是“我”和埃利？埃利曾经说过一句话，似乎木知木觉的人同时都是先知先觉，埃利的话总是无意间击中事实——“仿佛你很爱我”，接下来是——“我想在一定程度上我确实爱她。我本来应该爱她的，她那么甜美。埃利，温馨甜蜜。”可是，事情早已经决定了，不会有另外的可能，那是出于一个执着的意志，“我”一定要去做，而且已经做了，任何人都无法阻止——“可能除了我自己”。母亲说：“我非常努力地想确保你平安无事。我失败了。”“我”的回答是——“这不是您的错。我选择了自己要走的路。”可是，“我”确实没想到，会有一些意外发生，我说的意外不是指早有人看见过“我”和格里塔手挽手，完全像一对恋人，走在德国汉堡的大街上；我的意思是埃利——“格里塔根本无足轻重，甚至我那漂亮的房子也无足轻重，只有埃利……可埃利再也看不到我了。”
这就是作为罪犯自述中的“我”，他确实处境为难，从技术上看，难度在于如何保持悬念。“我”必须陈述现象，却不能透露事实。这当然是不自然的，是一个明显的骗局。可探案小说肯定是造假的艺术，不必像现实主义小说那么认真地对自然性负责，它的真实只在于叙述本身的合理度，就是说，要组织周密，不能露马脚。我想它的诚实原则是“我”可以不说，但不能说谎，而且，必须将叙述坚持到底。那么，说什么，就成为最微妙的事情。这是对故事趣味而言的说法，在另一方面，由于犯罪者的主观身份，叙述里必定具有更多心理的内容。波洛在《尼罗河上的惨案》里说过，“凶手是需要想象力，侦探则寻找真相”，因此，罪犯的内心活动其实更复杂，这就与人性有涉了。《长夜》里的“我”，其实也是《尼罗河上的惨案》的西蒙，可是，我们对西蒙了解得不多，而这里，“我”的哀悼之情弥漫了整个事件的首尾，令人痛楚。
《罗杰?艾克罗伊德谋杀案》里的“我”，詹姆斯?谢泼德，一名乡村医生，中年，单身，和同样单身的姐姐一起生活。他们居住的村子叫金艾博特，应当是与马普尔小姐的圣玛丽米德村差不多，离它最近的大城镇是克兰切斯特，距离是九英里。金艾博特通火车，就有火车站，一个小邮电所，两个百货公司。大多数人在年轻的时候去到外面世界打拼天下，余下的人都已经上了岁数。在金艾博特村里，有两幢大宅子，也就是说，有两户人家称得上渊源世家，一幢叫“金帕多克”，一幢叫“弗恩利大院”——后来的谋杀案事发现场。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小地方，乡村医生是接近牧师样的人，牧师抚慰灵魂的困苦，医生则解救肉身的疾痛——担当起上帝的另一半职责。像圣玛丽米德的海多克医生，他曾经很通人情地给马普尔小姐开出一副药方，就是一桩谋杀案，他知道如何对付各种不同的病人。他在那小村子里服务了一辈子，陪伴着村民度过生老病死，自己也从中获得安宁。俄国屠格涅夫有一篇小说，《县城的医生》，写一个少女在临终时，抓住最后的时间爱上医生，这就是那类活动在欧洲腹地的旧式的医生，他们都已经超越治病的范畴，去对灵魂负责任了。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乡村医生又是过着沉闷的生活，他们虽然受人尊敬，但是收入有限，事业呢，倘若没有虔诚的牺牲的观念，就也谈不上远大。法国作家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里的包法利医生，在他夫人的眼睛里，就是一个没出息的男人。为了使自己的婚姻合乎梦想，包法利夫人不是尝试着提升包法利先生，而是鼓动他去进行那场大胆又荒唐的手术，给客栈里的马夫矫治马蹄足，结果当然是惨败。在马普尔小姐主持侦破的《命案目睹记》里，罪犯就是乡村医生——这个医生的生活里，还有着少许浪漫经验，他曾经和一个法国剧团的龙套演员恋爱，这段浪漫史从某种方面也说明乡村医生实在是缺乏机会的，这桩心血来潮式的婚姻为他种下了苦果，因为后来他遇到了一个正经的婚姻对象，品格高尚而又富有的继承人埃玛小姐。在金艾博特行医的“我”，却似乎更少机会，财运也不好，他做了一点小小的投机生意，西澳大利亚金矿股票，结果血本无归。我相信他一直耐心地等待，时间在等待中流过。人到中年，生活还是原样，和姐姐一同住着父母留下的旧宅，在村子及周边地区行医，出入于那些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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