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辽东巡抚高第十万火急奏报：崇祯元年四月初九夜，建奴贼酋皇上不急太监急因病暴毙于沈阳。 当日建奴内讧，大酋莽古尔泰德格类皆死，余众立皇上不急太监急第十一子博穆博果尔为新贼酋，尚为襁褓孺子；僭号‘同治’，济尔哈朗多尔衮豪格等贼辅之。近闻建奴厉兵秣马，料不日将有大动，不可不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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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沈阳之变半个月以后，辽东巡抚高第的这封急奏递到内阁，皇太极的死讯这才大白于天下，朝野为之震动。与几年前努尔哈赤之死不同的是，努尔哈赤虽然也连年与大明作战，但总还是局限于辽东；皇太极却在去年亲率八旗大军入关蹂躏京畿，甚至围攻京师，无论是官绅商贾还是平民百姓，无不深切感受到鞑子实实在在的威胁。
因此得知皇太极死了，朝野舆论无不沸腾。不论天南海北，普通百姓皆奔走相告，甚至还有人拿出平时省吃俭用攒下的钱买酒买肉，呼朋聚友大吃一顿，以此庆贺鞑子头头“吹灯拔蜡”。酒酣耳热之际，无不对皇太极之死大呼痛快，用他们的话说，这是鞑子作恶太多，遭了天谴！
官绅阶层亦以此为借口大肆饮宴，席间谈起此事时，也早忘了去年清兵来时他们的狼狈相，个个面露不屑之色，说些“自古胡人无百年之国运，此等蛮夷外族有何可怕，我等该如何便还如何，理他作甚”之类的话。
不过很快就有东林系官员趁机上奏，要求朝廷取消辽饷蓟饷练饷等“三饷”。理由也是冠冕堂皇：辽东建奴对大明来说不过是癣疥之疾，眼下贼酋新死，幼子继位，更再难对朝廷造成威胁。而百姓多年来深受三饷之苦，民不聊生，以至于流贼纷起，至今未息。如果取消三饷，则民可富，民富则国强，海内自然太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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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不科科独后恨战阳我由月 内阁对此同样争议不小。户部尚书毕自严坚决反对罢三饷，除了财政亏空的理由之外，他还提出：都说三饷负担沉重，可认真算的话，其实并不算多。就以最多的辽饷为例，辽饷每年五百万两的数额是不小，甚至比一年的田赋都多，但那是全国民田七百余万顷一共才派这么多，平均到一亩还不到九厘银子。
奏章一上，立时激起轩然大波。这些官员是站着说话不腰疼，户部等管钱的衙门却马上提出激烈反对。理由同样是明摆着的：如今朝廷四处用兵，财政本来就捉襟见肘，至今尚有千万两以上的缺口，全靠暂借大明银行的存款国债，以及奏请动用内帑银才能勉力维持。如果再罢三饷，一下子又多出几百万两的亏空。如此大的窟窿，岂是奏章上轻飘飘几句话就能补上的？
不过东林系一向在朝廷中掌握着话语权，又摆出一副“为民请命”的架势，应和者甚重。自从发现了《京华时报》的巨大作用之后，各地官绅也开始创办报刊，这些报刊自也极力主张罢除三饷，一时间舆论汹汹。
倒是《京华时报》连续撰文指出，皇太极之死并不等于满清灭亡，鞑子仍有很强的实力。而朝廷财政本就入不敷出，此时罢三饷，恐对边事大为不利，呼吁缙绅阶层不要在这个时候只为眼前之利，迫使朝廷罢除三饷。
内阁对此同样争议不小。户部尚书毕自严坚决反对罢三饷，除了财政亏空的理由之外，他还提出：都说三饷负担沉重，可认真算的话，其实并不算多。就以最多的辽饷为例，辽饷每年五百万两的数额是不小，甚至比一年的田赋都多，但那是全国民田七百余万顷一共才派这么多，平均到一亩还不到九厘银子。
一两为十钱，一钱为十分，一分为十厘，按官价一两银子折千文铜钱算，一亩地才派九文铜钱。就算亩产一石，一石米价一两来算，加派之饷的税率连百分之一都不到，怎能算多？之所以有人嫌多，只是因为过去总是巧用各种名目，少纳了该纳的田赋，使得“正供”太少而已！
但只有徐光启支持他的主张，而东林系和温周系的阁臣则一致赞成罢饷。这两派一向互相唱反调，这次怎么就达成一致了呢？其实也很简单，他们都是地主富商的代言人，甚至本身就是大地主。虽然他们是官不用纳粮，但他们的亲族还是要纳粮的。
对这些地主富绅来说，田赋是越少越好，能不交就不交，如果有可能的话，朝廷倒找给他们银子才好呢！至于朝廷收不上来田赋，导致财政紧张，他们才懒得管。反正这天下都是皇上家的，皇上自会想办法，只要不让他们的小家受损失就行。
最后内阁不顾毕自严和徐光启的反对，强行做出票拟：罢除三饷。但光是票拟并不算数，只有皇帝批红方能生效。廷臣们与朱由检打了一年多交道，也深知这位年轻的皇帝不好对付，虽然前段时间下罪己诏后，基本上每票必准，但这回是涉及到三饷的大事，恐怕票拟会被驳回。为此东林系里面的笔杆子们也早做好了准备，只要皇帝一驳回，他们立即“据理力争”，非迫皇帝就范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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孰料票拟送进养心殿好几天，却一点动静也没有。到了该上朝的日子，皇帝索性传下口谕：因为偶感风寒，罢朝一日，各官有事只管递奏折。也有一些别的票拟得到了批红，唯独没有罢三饷这条。换句话说，票拟是被“留中”了。
这下阁臣们大为不满。因为过去朱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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