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就难怪，这一次，京西路百姓能够进入京畿地区。
文彦博和吕公著这么做，一是为了保住保守派整个体系官员们的颜面，虽然百姓遭遇灾害逃荒，根本就是一种常态，但是，为了不让京西路死太多的百姓，他们才放行的。
二却是为了节省运输粮食时，沿途耗费的粮食。京西路的百姓们自己跑到京畿地区，自然也就将这部分损耗节省了下来。况且，这些救灾粮放在京畿地区，也就是他们的眼皮子底下，也就阻断了那些想要在其中上下其手的可能性。避免了对这些灾民们的二次伤害。
对灾害的损失暂时遏制住了，可是，一直在中枢苦苦支撑的宰辅们，却有一个再也撑不下去了。
元佑三年，吕公著逊位没有几天，便病逝了。
在处理完旱灾的事宜之后，吕公著便主动递上奏折，向太皇太后高滔滔请辞。这一回，高滔滔不得不准了这份奏折。因为，这道奏折是吕公著在病榻之上写成的。
吕公著一直和文彦博担当，元佑元年，司马光和王安石这一对老冤家双双历史，却把大宋朝这个烂摊子留给了他们两个。
说实话，真是不当家不知柴米贵。
后世的那些文人儒生，在评论元佑这八年执政期间，太皇太后高滔滔如何如何勤俭廉政，励精图治，都说这期间政治比较清明，经济也十分繁荣。而且，还评论，这八年也是大宋朝最后一个国势较强的时期：经济繁荣，天下小康，政治清明。
其实，这些话，在原本没有蔡道的时空，比没有什么错。保守派废除了新法，让大宋朝的政治又重新回到了原本的轨道之上。
与民休息，休养生息，是所谓大治之世共同的特征。
说穿了就是三个字——不折腾。
宋神宗在位的时候，就是太能折腾了，他自己没有什么本事，而且其意志也不太坚定，却喜欢不停地折腾。
王安石第一次罢相之前尚可，王安石一下台，宋神宗就立刻放任保守派和变法派，这两派大臣互相攻讦，而且，宋神宗自己既没有什么军略，又没有看人识人的眼光，还一直穷兵黩武，大大的损耗了大宋朝的国力、民力和军力，让大宋朝这个经济发达的国家贻笑四方。
昔日，汉武帝使贤用能，布兵四方，结果呢？攻无不克战无不胜，那叫威震四方。
而宋神宗，识人不明，专用庸将，专兵于西夏，结果呢？攻必不克战必不胜，那也只能叫做丢人四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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