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文彦博和吕公著不会傻得派人去抓捕这些学子，他们只需要宣布他们的决定就行了。
老的已经死去，新的马上就会补充进去，比如说太学的新任学正，这个位置本来是司马光一位学生的，可文彦博和吕公著趁着这位相公病重的机会，趁机安插进了自己的人，所以，一正一副俩个学正都成了新人。而原来的那个副学正大人已经因为之前的事情而被罢官了。
一个个被公示出名字的太学学子们被新任的太学学正赶出了太学，而这位新学正也趁机往太学之中补充进了大量心向、或者大佬们个人推荐、托关系的保守派的学子。
在处理这件事的整个过程当中，司马光始终都没有出面，他已经被接二连三地传单气得连床都起不来了。如同刚刚故去的王珪一样，命在旦夕了。
而他所想要实施的那些事情，只能托付给文彦博和吕公著这两个，洛阳耆英会仅存的大臣了。
这两位仁兄的计划的确是成功地消除了变法派对于太学学子们的影响，却不想，让原本大失民望和让士林学子们憎恶的变法派反而得到了同情，也让那些一直发对变法的人在这件事之后有了深刻的反思。
变法派的人办事也非常霸道，可是，不管是王安石、蔡确和章敦，他们办起事来还是谨守一个士大夫的底线的，当然，这里面除了吕惠卿、邓馆和李定，就是他们这些人炮制了苏轼的乌台诗案，让人人侧目不已。可也就是这件事，让人看出了变法派大臣之间的隔阂和分歧。
保守派的大臣们当然比起对手来要团结的多，可是，如今看来，即便比起变法派中那三个败类来，他们做得更加彻底，没有任何的底线可言。
司马光如是，文彦博和吕公著亦如是。
因为元丰十烈士的死，让保守派在悄然之间，失去了一半未来的政治盟友，也让他们在将来的政治基础还未开始便被挖掉了一半。
而另外一半，蔡道也没有打算给他们留下。
宋神宗执政之初和高滔滔所率领的保守派执政之初，大宋朝廷的状况根本就不可同日而语。
宋神宗刚继位，就发现，宋仁宗其实并不是那么优秀，其实，他给自己和自己的父亲，留下了一个破烂不堪的烂摊子。
宋仁宗在位的时候，的确是对得起几乎大宋境内所有的子民，宋辽之间数十年不见兵革，也不仅仅是宋辽边境的大宋子民亲身的感受，也是辽国有名的昏君，比宋仁宗在位时间更长的耶律洪基亲口所言，也是他的真心话。
可是，被人说成是半昏半明的宋真宗，说起他的功绩，其实要比宋仁宗大的多。可惜，在文人的笔杆子下，明明一事无成的宋仁宗却成了绝世的明君典范。
在蔡道看来，所谓边境不知刀兵，根本就是个笑话。
辽宋边境之所以能够一直相安无事，那是寇准和宋真宗，澶渊之战中将辽国打服了，这才换来了宋辽之间的永久和平。
换一个问题，宋仁宗在位的时候，难道就禁绝了每年辽国士兵打草谷的行为了吗？
西夏更是在宋仁宗朝鼎盛时期公然建国，李元昊更是在西北连续三次大败宋军，又有哪一次不是宋仁宗手下那些出则为将入则为相的高人们造成的。
之所以是几乎，宋仁宗对不起大宋境内两地的百姓，一是西北地区，而是广南西路，靠近宋越边境地区。
宋夏之战，在宋仁宗当政时期，大宋国有着世界上最为庞大的军队，可是，面对一个刚刚建立游牧小国，却几乎是被人按在了地上胖揍了三次，最后不得不签订了庆历和议，以及用给西夏国赐币这种掩耳盗铃的方式才算安抚下了野心勃勃的李元昊。
军中有一韩，西贼闻之心骨寒；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其实这两句话，不过是大宋朝文人们自己给自己涂脂抹粉而已。
后人有一句话说得非常好，只有你的敌人才最了解自己。
在大宋朝一直考不中进士的书生张元，后来跑到了西夏国被李元昊所重用，他就曾经写过一首诗，
夏竦何曾耸，韩琦未足奇。
满川龙虎辇，犹自说兵机。
好水川之败，是夏竦和韩琦一生中最大的一个败笔，可他为什么不提范仲淹呢？
其实，范仲淹打仗也未必有多大的本事，只是为人沉稳，将其所在防守的地域，完全修成了一个乌龟壳子。如果西夏人和皇太极一样不去管他，那范仲淹就是把他修成马其诺防线一样的坚固，又能如何呢？可是，但凡是把自己看成是一代雄主的人，都会有些自命不凡。
李元昊如是、努尔哈赤亦如是，所以，当李元昊派兵进犯范仲淹防地的时候，自然就会被坚硬的龟壳崩掉几颗牙，这才成就了范仲淹出将入相的美名。其实，若论起来，范仲淹当地方官所做出的功绩要远远大于当军事主官和丞相的功绩，这是个不争的事实。
就是因为这样，连被大宋国抛弃的故土，大越国都敢兴兵进攻大宋，要不是狄青南征北战，立下了不世的战功，仁宗朝连一块遮羞布都剩不下。那时，即便耶律洪基再怎么昏庸，看到大宋国如此的虚弱可欺，难道他心里就没有一点想法吗？
可就是狄青，这位不世出的名将，最后还是让文臣们连起手来将他活活地逼死了。宋仁宗有本事把狄青扶到了一个武将能够达到的最高位——副枢密使，可是，他最终还是没有能力保住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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