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皇宫，神圣而庄严，在春天略带寒意的晨风中，反射着耀目的阳光。
丁云桐，帝国的最高决策者，至高无上的皇帝，此刻正坐在皇宫的深处，静静的审阅着从各地发来的秘密电报。
宫殿的周围，都被帷幔遮得严严实实，沉浸在似乎从旷古就开始的寂静当中。但在这里，丁云桐通过密布在整个帝国各处的眼线，通过军法处、内务部、宣传部等几个相互并不隶属的系统，可以完整的掌握帝国所发生的一切事态。整个情报网络仿佛硕大的蜘蛛网，而丁云桐就位于网络的正中央。
他指挥着帝国，他掌握着命脉，他发布的每个命令都像数学公式一般，简单、生硬、绝对、不容置疑。
此时他发出了新的命令：剪辫子。
这是他长久的梦想，但直到现在才真正付诸实施。
在这个纷繁混乱，复杂迷惘的时代洪流里，剪辫子已经只是一块小石头，激不起多大的浪花，每个人都已经被折腾的精疲力尽或者精神焕发，要么青云直上，要么死无葬身之地，没有多少人愿意为了一条猪尾巴，再去抗争什么了。
在帝国的西北，在漫天的雪花中，在皮鞭和棍棒的＂劝告＂下，数以万计的人正在疯狂的劳动着，在他们的头顶的天空中，飘扬着大幅的标语＂劳动者最光荣！＂。
这些人，有的是富农、有的是中农、有的是地主、有的是知识分子、有的是失势的官员家属，但在这里，他们有一个共同的名称＂劳动者＂，他们正在劳动中接受＂教育＂。
他们只是缩影，他们代表着那数以百万的建设者。
在帝国的中原，到处是建设工地，到处是红旗招展，到处是锣鼓喧天，到处是人山人海。数以百万计的工人们在不停的劳动着。
丁云桐已经明确告诉宣传部：
＂一定要占领思想阵地，我们不占领，敌人就会去占领。＂
＂反正幸福迟早会来临，这已经是历史的必然。＂
＂人民已经没有思考的必要了，他们只是为了-历史的必然-而活着。＂
＂要用广播、喇叭、锣鼓、口号，所有的声音，去占领工人们的业余休息时间，让他们真正体会生命的意义，排除一切多余的无聊、烦躁、郁闷、忧虑情绪。＂
在暴风雪中，在漂泊大雨中，在狂风中，在炎炎烈日下，在电闪雷鸣中，工人们在疯狂的工作。巨大的锣鼓声，呐喊声，呼号声，充满着他们的耳膜，也彻底剥夺了他们的思维。
他们没有思考，也无法思考，就像整群整群的牲口，步调一致，集体劳动，集体进食。不停的工作，疯狂的工作，仿佛要在这一片片辽阔的荒原上，一座座拔地而起的工厂中得到永恒的救赎。
他们同样只是缩影，他们代表着整个帝国数以亿计的人民。
人民，同样无法思考，他们要靠别人来指明自己生活的意义，来摆脱时代大潮面前的犹豫困惑。
1883年4月19日，深夜，川陕边界大巴山前的马道上，谭嗣同，那位曾经豪情壮志，热血沸腾的青年，此时正半倚半靠在一辆牛车上，神情疲惫萧索，两眼无神的看着身边的shijie。
时间虽然是初春，但整个原野却仍是毫无生气，寂静得出奇，仿佛还未从冬眠中苏醒过来。路边成片的向日葵，被冷风打蔫了，无力的伏向了地面，它们也如僵尸般毫无生气。月光森冷，映照这片青灰色的shijie，一时间仿佛时空凝滞。
谭嗣同心头的激情已经退潮，全身的热血已经冷却。过去的这半年多，他仿佛在噩梦中度过，所有的理想，所有的信仰，一切的美好期盼，都被残酷的现实给击得粉碎。
饥饿，到处都是饥饿。
死亡，到处都是死亡。
他亲眼看到无数被活活饿死的人，他们在死前都要浮肿，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如同硕大的脓包，里边包着一包水。活着的人，漫无目的走着，摇晃着身体，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头发都竖了起来。噪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
饥荒，事实上从腊月里就开始了。所有的人，无论是曾经的富农，还是贫农，彼此斗争的双方，zuihou都在忍受饥饿的折磨，因为所有的粮食，甚至种子都被搜走了。
人们到草滩上挖野菜、捋草籽，煮着吃下。看到蜥蜴，抓来烧着吃或煮了吃，有人因此中毒而亡。有些人草籽吃得太多，无法排便，肚子鼓得像皮球，zuihou活活被鼓胀死了。
甚至，死者的遗体被饿得发狂的人们从地里扒出来，开肠破肚掏出内脏，割下大腿和屁股上的肉。有些人躲到沙堆后面用干草烧着吃，也有悄悄焙干了存着慢慢吃的。
谭嗣同读过史书中所说的＂人相食＂，＂易子而食＂等，但无论如何也想不到，会在这个恢宏的大时代亲眼得见。
而造成这一切的，不是天灾，而是人祸，是作孽，而作孽者也包括他自己。
一方面是极致的饥饿，一方面是极致的残酷。
随着政策执行的深入，官民间的矛盾与对立越发的尖锐。工作组里面的学生和积极分子，在政府的武力支持下，频繁的对那些没能按他们要求卖粮的“钉子户”采取强硬手段，“逐户上门胁迫清理零尾”。他们喊出了口号＂不卖粮就是要造反！＂没人会相信农民们宣称的已无余粮，每户人家都被挖地三尺
在大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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