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妃很烂，很贪，但不傻。
能够争权夺利，能够靠阴谋上位的人，怎么可能对政治毫无嗅觉呢？
闵妃知道自己不得人心，为了维持统治，她不得不寻找靠山，来为自己撑腰。
老百姓恨自己入骨；朝廷文士同情怀念大院君居多，因为大院君时期，国家俸禄还是很充裕的；两班贵族怨恨肥缺职位都被闵氏宗亲占据；民间儒生更是憎恨自己与倭寇亲近；军队愤恨拖欠粮米。
放眼国内，竟然全是敌人。要保住统治不被动摇，只能依靠外来shili。
中国是宗主国，闵妃极为担心中国借势会干涉朝政，因此只能依赖刚崛起的日本。正是基于这种考虑，闵妃在1881年，接受了日本公使花房义质的劝告，正式成立新军＂别技军＂。
所谓别技，在朝鲜语当中，意思就是＂精锐＂。闵妃希望依靠这支军队，来保护自己的统治。
名义上的指挥是兵曹判书（相当于兵部尚书）闵谦镐，军队的实际指挥官是闵妃的侄子闵泳翊，教官是由日本使馆武官，日军工兵少尉掘本礼造担任，军官几乎全是忠于闵妃集团的贵族子弟。正领官为韩圣根，左副领官为尹雄烈，右副领官为金鲁莞，参领官为禹范善，营官为丁龙燮。
整个部队，完全是日式装备，日式训练，而且待遇极为优厚，其粮米是旧军队的五倍，更重要的是从不拖欠。此时其总兵力为四百人，另有一百多名贵族子弟被送往日本陆军学校学习。
另一方面，原有的汉城卫戍部队，京军六营（训练都监、龙虎营、武卫营、禁卫营、御营厅、总戎厅），是原先大院君时期设立的，闵妃完全无法信任，她通过一系列的缩编，zuihou只剩下武卫营和壮御营。其余有五千多名官兵，直接失业，成为在汉城街头流浪的乞丐。
剩下的这两个营，更是被一再拖欠粮米，到了1882年7月，已经整整13个月，没有领到禄米了，家庭生活已经根本无法维持下去了。
这时候，只需要一个导火索了。
袁世凯此时表面上，倒是颇为清闲，今天到这位大臣家串串门，吟诗饮酒。明天到那个城门外逛逛，欣赏风景名胜。一副悠哉悠哉，让暗中盯视的日本间谍十分纳闷。
但到了晚上，袁世凯却神情为之一变，一边和马建忠商量，记录白天的见闻，拜访的大臣对日本是什么态度，城外四周的地理水土又是如何，为未来的行动搜集情报。
另一边还要不断和国内电报联系，他对皇帝可以说佩服的五体投地。他身在汉城，自然知道朝鲜是山雨欲来风满楼，但皇帝远隔万里，却好像比自己还要清楚局势，明察秋毫啊。更奇妙的是，皇帝一再要求自己，紧盯汉城宣惠厅的公告。宣惠厅是朝鲜政府专门负责军需供应的衙门，皇帝要求一旦宣惠厅刊登要发放军粮的公告，马上向国内报告。对此袁世凯心里啧啧称奇。
而丁云桐，通过袁世凯不断发回的报告，也暗暗参照前世的经验，得出的结论是：这一世的矛盾比前世更加的尖锐，民众的怨恨更加强烈，也就是说爆发的动乱将会来的更加凶猛。
对此，他不得不预先作出决策。
前世的结果非常简单，朝鲜一乱，叛军和叛民四处攻击闵妃集团，以及日本人。然后大院君借势谋划，一举夺回政权。
接着中日两国都派兵朝鲜，中方实力更强，把大院君抓到中国去，重新扶起了闵妃集团，而日本虽然退让，但却迫使朝鲜签署＜济物浦条约＞，使日本取得了与中国一样的驻兵权，也有很大收获。
那么这一世，应该如何掌控局面呢？
丁云桐认为：大院君shili和闵妃集团，虽然都把自己的权力放在第一位，但还是有区别的。
大院君是稍微亲华，但极为憎恨日本。而闵妃则是不亲华，也不亲日，但也没有憎恨日本。
也就是说对于日本的态度，大院君方面更加的坚决和不妥协。
前世李鸿章犯了一个很大的错误，将倾向中国，憎恨日本的大院君，直接作为囚犯抓到中国关起来了，让那些亲华仇日的儒生shili大失所望。
当然，假如顺水推舟，支持大院君政权当政，这也同样不是一个好选择。首先，因为大院君是靠底层士兵和贫民的暴动而上台，如果中国支持他，那么将来会形成一个不haode示范，等于变相鼓励这种＂犯上＂，等到中国将来自己统治朝鲜，会不会受到这样的＂待遇＂呢？
其次，更重要的是，大院君这次上台，并不是依靠中国的liliang，那又怎能指望他对中国俯首贴耳呢？
综合来考虑，丁云桐决定采取与前世不同的策略：
首先，原则上仍扶持闵妃上台，软禁大院君。
其次，不把大院君抓到中国去，而是以柔和的方式，把他送到偏僻城市，借用前世天朝用来对付刑部尚书的方法，来个＂休假式治疗＂，并不宣布罪状，保持随时可能复出的姿态，以鞭策闵妃集团。
zuihou，要跟大院君说明，等到有一天与日本开战，将重新扶持他上位，这样大院君也能安心休养等待，而且对日作战，由抗日更坚决的大院君执政，对中国也更为有力。
这些策略，丁云桐事先跟袁世凯有所透露，但要他保持绝对机密，甚至不能告诉副手马建忠。
历史的车轮在缓缓推进，却有一个人却在微调车轮下的轨道。
1882年7月，汉城中流言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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