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81年9月5日，在＜曾宝协议＞签订半个多月后，眼看法国人已经完全履行协议，军人也已经全部撤回到了交趾支那。中国军队也开始陆续撤军，但根据皇帝的命令，还是留下了第二师的吴兆有旅。驻越大臣唐景崧，将以这个旅为后盾，对越南的朝政进行全面的监管。
嗣德帝回到皇宫没几天，屁股都好没坐稳，就被唐景崧带兵进宫，当面一顿怒骂。痛斥他犯有四大罪：
第一.身为藩属国，敢在国内自称为帝，无君无父，丧心病狂。
第二.不经过中央同意，就擅自与法国人签订条约。
第三.宠信奸臣，昏庸无能，政令多出后宫，民怨沸腾。
第四.上中央呈送文书，敢用＂诏＂，有不臣谋逆之心。
有此四罪，本应处死，但念他能在战时逃出顺化，良知未泯，暂免死罪，另行软禁别院，终生不得自由。
所有子女一律遣送北京，等其死后，再由中央选择一人，继承王位。
嗣德帝听完，当场就晕了过去，被押送前往软禁时，一边流泪一边摇头叹息：＂黄佐炎误我，黄佐炎误我啊！＂当初正是黄佐炎劝他逃出顺化的。
至于原先的伪朝廷人员，都以叛逆罪处死。包括老臣阮文祥，阮协，黎复，黎伯慎等一律斩首示众，学妃以及伪建福帝都被用白绫绞死了。
同时，朝廷中所有官员全部替换为亲华派，这些人基本上已被授予中国的官职，不愿意接受的都已经被清洗。
而越南的军队被大规模的削减掉，只保留一部分担任维持治安的职能。
除了法属交趾支那，整个越南的资源，农林矿渔，都将接受中央政府的统一安排。没有朝廷的批准，越南不得接受任何外国的投资。
唐景崧代表中央，有权利过问一切政务，他的权力高于越南朝廷，只对北京负责。是事实上的越南王。
丁云桐坐在御案前，想着未来的安排。接下来的事情千头万绪，但他要努力理出一个头绪来。事情要一件件的来做。
首先是军队，这是重中之重，这个搞不好，其他全都是扯淡了。不但要继续扩充，更要严密的控制。
其次是经济，没有钱，再强大的军队也维持不住。丁云桐已经决心要大搞＂工业化＂，在这个过程中有可能会死一大批人，但他对此不以为意。死掉一个人也许是悲剧，死一百万人就只是一个统计数据了。但在＂工业化＂之前，一些措施要已经开始实施了，大规模的个人崇拜，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严禁限制人员流动，对知识分子的大清洗
zuihou就要进行一场意识形态的战争，这跟清洗知识分子还不一样，后者只是破坏旧的体系，前者更着重于建立一个新的体系。清除一切异端邪说，不改旗易帜，不走邪路歪路。一边要打击满族的特权，逐渐实现剪辫易服，一边要打击自由化思想，一切推崇西方民主议会选举立宪的思想都要予以严厉的镇压，忠君爱国是唯一的出路。
一定要让恐惧成为知识分子的共同情感。
这三个方面都做到了，军权财权集于一身，再加上思想权威，中央集权的目的就初步达到了。
1881年的10月份，秋风送爽，横贯中国东西南北的大铁路，终于在郑州＂会师＂了，用不了多久，就能实现全线通车。
这一天，所有的媒体都在报道这一伟大的盛世，＜寰球时报＞更是整版的全力报道，重点在皇帝是如何的运筹帷幄，才终于完成这＂千年以下，未有之壮举＂，并将其与中法战争并列，称为皇帝的＂文治武功＂。
而在这一片喧嚣呐喊中，10月17日，一个新的部门，中央宣传部，静悄悄的成立了。编制不大，地位却极高，与外交部、财政部、组织部等并列。目前的权责，还只是主管官方舆论的宣传口径。丁云桐的jihua是，用一到两年的时间，使其成为审查所有知识分子的文化警察。
宣传部的首任部长名为陈夔龙，这是一个丁云桐精心挑选的人物。
陈夔龙，又名陈夔鳞，生于1857年，贵州贵筑（也就是贵阳）人，出身贫寒，科举出身，是1875年举人考试的第一名。命也很长，前世一直活到了1948年。
丁云桐之所以选择这个人，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考虑。所谓宣传部长，就是未来意识形态领域的打手、刽子手，甚至还得是屠夫。
那么这个人就必须极为忠君，其次必须十分能干，能迅速领会自己的意图。
最重要的是不能有自己的政治主张，他必须紧跟皇帝的思路，不能有自己的一套。简单地说，就是一个杀人的工具，工具本身自然不能有思想的。
而陈夔龙完全符合上述条件，此人极为忠君，前世直到民国二十四年(1935)，竟在其考中举人的60周年之日还大宴宾客，以示不忘“皇家恩典”。
其次又极为聪明机智，办事十分乖巧，有＂巧宦＂的名声。
尤其是此人没有自己的政治观点，他的态度就是：中央提倡的我全支持，中央批判的我全反对。一直在痛骂变法维新是乱党，可当朝廷宣布要预备立宪，就马上摇身一变，催促自己的家乡研究立宪，越快越好。像极了前世天朝那位资格最老的人大代表，自豪的宣称55年没投过反对票。
两天后，新官上任的陈夔龙前来谢驾。原先他还只是个主事小官，突然被一举高升为部委高官，自然感恩戴德，趴在地上感激涕淋，恨不得掏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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