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6年的年底，整个中国大地仿佛和过去的五年，十年没有任何区别，百姓生活困苦，内忧外患不断。但是在官场和知识分子当中，对政治敏感性高的人，都能隐隐约约嗅出一种不同的味道。
就在这一年的八月，《中英烟台条约》签订完成，主要内容为：①英国得派员到云南调查，准备商订滇缅通商章程。②增开宜昌、芜湖、温州、北海为通商口岸；开放大通、安庆、湖口、武穴、陆溪口、沙市为轮船停泊码头；英国可派员驻寓查看川省英商事宜。③凡遇内地各省或通商口岸有关英人生命财产的案件，英国使馆可派员前往“观审”。④英国可派员经甘肃、青海、四川前往西藏及转赴印度；也可由印度进入西藏，但须先照会中国政府。⑤中国对滇案赔款银8万两，并派员赴英表示“惋惜”。
这个条约似乎只是朝廷签订的众多条约之一，但有心人能看得出来，除了开放新的通商口岸，条约并未造成大的损失。这一点足以让人振奋，之前离京的英国公使威妥玛也已经悄悄的返回了在北京的使馆。京城一些茶馆中，也有流传年幼的光绪皇帝痛斥大臣怯懦的传闻。
到了九月份，朝廷也做了一系列的人事变动，总理衙门改名为外务部，品级与其他几部相同，首脑不再称尚书，一律称作部长，首任部长是沈葆桢。其南洋大臣之职由刘坤一接任。
新设商务部，首任部长为江西候补道胡雪岩，副部长为唐廷枢。
开办华夏银行，作为国家的中央银行，首任行长郑观应，副行长徐润。
其他的比如，军机大臣李鸿藻，弘德殿行走徐桐，内阁学士张家骧、钟佩贤、孙毓汶、宋晋，军机章京徐用仪，通政司参议刘锡鸿等等，陆续调离职位，有些致仕，有些论罪革职，有些则调任地方。
新的军机处，除了原先的恭亲王奕忻，文祥，沈桂芬之外，又增加了四川总督丁宝帧。
并命户部主事袁昶，吏部主事唐景崧以及陕甘学政吴大澄为军机章京。
到了十一月，朝廷开始陆陆续续的，将全国各种开设的工矿企业，除了福建船政局，江南制造总局以及天津机器局由政府主导经营，其余都向民间招标参股，股份比例不受限制，一切生产经营自负盈亏，政府不予干涉。若有地方官府或乡民骚扰阻挠，可向新设的商务部请求协助。
同时开办汉阳铁厂和汉阳兵工厂，负责人是钦差大臣张之洞，其所需机器设备向德国订购。这两个厂建成后，将与福建船政局，江南制造总局以及天津机器局一起作为中央直属企业。
具体任务也会做分工，汉阳兵工厂负责仿制步枪，江南制造总局负责火炮，福建船政局专门造军舰，至于天津机器局，一切辅助装备，比如水雷，鱼雷，炸弹等等统统归它管了。
政府的举动使地方士绅，民间资本有了投资的热情，商务部甚至出面协助聘请外国技师以及经营管理人员，在短时间内便获利可观，比如轮船招商局，由于运输成本低廉，甚至挤垮了美资的旗昌轮船公司，与英资的太古、怡和洋行激烈竞争，这更加刺激了后来者参与投资。
在接下来的几年，全国相继建立开平矿物厂，兰州织呢厂，上海机器织布厂，湖北织布厂等等。
直隶开平，江苏利目驿，安徽池州，江西萍乡相继开办了煤矿公司，黑龙江漠河甚至开挖金矿。
这一切，都在丁云桐的预料当中，只要政策合适，有利可图，人民自然会跟着走。
此刻他在东暖阁踱步，工矿企业开始建立，交通问题便会凸显出来，铁路的修建，已经迫在眉睫，丁云桐jihua首先要修两条大动脉，从北京至广州，上海至武汉，在郑州交汇，但这需要大量的资金，几乎算是天文数字。
另外帮助企业周转资金，发放一些贷款，加快发展速度也很重要，这也需要钱。
但刚刚成立的华夏银行，只有自己放进去的两百三十万两白银，郑观应，徐润等人也商议过几次，但也拿不出办法来。
丁云桐也知道这不能急，虽然他已经下旨，让东南各省财政，每年从厘金中拿出十万两，上交华夏银行。这样一年能有一百多万两，但短时间也帮不上大忙。
裁撤绿营明年能完成就不错了，没钱让丁云桐觉得处处捉襟见肘，缚手缚脚。他现在做的只是制定政策，安排些人事，无法做一些重大举措。心里不禁暗叹一声：一分钱憋死英雄汉啊。自己对历史再熟悉，没钱也没辙啊。
这时，太监禀报，李鸿章已经奉旨前来。
李鸿章此时正在殿门口等候，这些日子，他处在一种莫名的兴奋当中，以前他一直为如何说服朝廷办洋务，排除保守派的干扰而感到头痛。
如今他突然发现在新皇帝面前，自己反而成了一个保守派，小皇上的思想颇为前卫，很多观念连自己都有些跟不上。而且皇上虽然年幼，却颇懂权谋手腕，对那些保守派，也不争不吵，只是悄悄的，用各种理由将人撤换掉，确实是天纵英明啊。
其实丁云桐也是无奈，他曾读过历史上第一任驻德公使刘锡鸿的传记，这刘锡鸿也是位名儒。但以丁云桐的思维来看，却完全是一个精神病患者。
这本传记很大程度上，让丁云桐下决心坚持三不原则，不搞公开的变法维新，不与守旧派做任何辩论，不向大臣们解释任何新政。
历史上，刘锡鸿在担任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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