盟约的订立，结束了宋、辽之间四十多年来的敌对状态，同时也是宋朝向番方交纳岁币换取和平的开始。同时，宋、辽形成长期并立的形势，两国之间不再有大的战事发生，北宋在边境上的雄州（今河北雄县）、霸州（今河北霸州）等地设置榷场，开放交易，为中原与北部边疆经济文化的交流创造了条件。
宋真宗景德元年（公元1004年），在宰相寇准的坚持下，真宗御驾亲征，宋辽签订澶渊之盟，开创了以输岁币求苟安的恶例。真宗原以为这是一桩值得自豪的功业，很得意了一阵子。不料有一天，参政王钦若却对他说：“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渊之举，以万乘之尊而为城下盟，没有比这更耻辱的了!”王钦若的话，本来是要贬低寇准的，但却同时给爱虚荣的宋真宗泼了一盆冷水，从此怏怏不乐。王钦若是个善于察言观色、逢迎邀宠的马屁精。他对正经事儿没多大能耐，但在搞小动作方面，却是胜人一筹的。史称他“性倾巧，敢为矫诞”。他看出真宗这人是既好大喜功，又害怕战争，就找了个机会假意向真宗提议说：“陛下若出兵收复幽、蓟两州，就可以洗掉澶渊之盟的耻辱了。”真宗说：“河北的的百姓刚免了战争之苦，我哪忍心再挑起战争呢?还是想点其它主意吧!”王钦若乘机说：“那就只有封禅可以镇服四海、夸示外国了。但自古封禅，都得有“天瑞”出现才行。”所以宋真宗伪造“天书”的把戏，就是他出的歪点子。
于是作为一国之君的宋真宗，选择了正月初三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来泰山封禅，“天降诏书”，有着其深远的政治意义。后来，这一天被确定为财神爷的生日，而正月初三一直是大宋王朝的吉日，历史上的这一天，赵匡胤黄袍加身，正式成为大宋王朝的皇帝。
宋真宗赵恒将宋太祖赵匡胤尊称为“圣祖上灵高道九天司命保生天尊大帝”也就是天柱山“九天司命真君”的简称，而宋真宗赵恒从其即位一直到死，都长期把祭祀封禅、天降祥瑞这类自欺欺人的举措视作维系其政权命运的纽带。
《宋史。真宗三》记载：北宋太平兴国七年（982年）三月，舒州向朝廷献玄石，有文日：“丙子年出赵号二十一帝。”朝廷诏令舒州修祠，赐号“灵仙观”。次年，建殿宇600余间。
这块“瑞石”，对天柱山、对宋真宗、对大宋王朝的意义，远远超出今天人们的想象。它把宋真宗与宋朝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它对已经被定为宋太子、今后将当皇帝的赵恒来说，是非同小可、意义非常重大的一件事。因为，他登基继位的那一年，恰恰就是“舒州民献瑞石”上所说的“丙子年”也就是说，舒州民献上来的那块瑞石，提前很多年就预告了世人：赵恒将于“丙子年”登基，赵恒是真命天子，他是受命于天、最正宗的接班人！
公元998年，即“舒州民献瑞石”的十六年后，宋真宗果然继位当了皇帝。
他对“舒州民献瑞石”，上有“丙子年出赵号二十一帝”的事，可以说是记得比谁都清楚。因为，这种“神人相通”、“神天共应”的事，直接关系到赵宋王朝“受命于天”的根本，直接关系到他本人“受命于天”的根本。于是，他紧紧抓住这个机会，一手策划、导演了历史上的“天降诏书”这件事，做了一篇“受命于天”的大文章。
景德五年（1008）正月初三，宰相王旦率群臣早朝完毕时，有司来报，称“有黄帛曳左承天门南鸱尾上”，宋真宗“召群臣拜迎于朝元殿启封，号称天书”。王旦等当即再拜称贺。真宗于是率百官步行到承天门，诚惶诚恐地把那所谓的“天书”迎奉到道场，当众开了封口。只见帛布上写的是：“封受命。兴于宋，付于慎，居其器，守于正，世七百，九九定。”另外还有黄色字条三幅，内容的意思是说真宗以孝道承统，务以清净简俭，必致世祚长久云云。真宗命知枢密院事陈尧叟宣读后，依旧包起，郑重盛入预先准备好的金柜中，另派官员祭告天地、宗庙和社稷。即在崇政殿设斋宴，接受百官朝贺。为了扩大影响，真宗趁热打铁，接连下了几道诏令：大赦、改元、改左承天门为承天祥符、群臣加恩、特许京师聚饮三日以示庆祝，以及之后连续的封禅祭祀等等。
公元1008年2月12日，即北宋景德五年正月初三。宋真宗为什么要选“正月初三”这一天，来“降天书”呢？因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陈桥兵变”，就发生在公元960年的正月初三这一天。因此，正月初三相当于大宋王朝的“国庆日”，历史上的这一天，赵匡胤黄袍加身，正式成为大宋王朝的皇帝。作为一国之君的宋真宗，选这样一个特殊的日子来“天降诏书”，当然有着其深远的政治意义。后来。这一天被确定为财神爷的生日。
每年的正月初三这一天，上天总会降下“天书”。这件事，在宋代李攸《宋朝事实》卷二中，有如下记载：真宗朝成平元年、成平二年、成平三年、成平四年、成平五年、成平六年、景德元年、景德二年、景德三年、景德四年、大中祥符元年、大中祥符二年、大中祥符三年、大中祥符四年、大中祥符五年、大中祥符六年、大中祥符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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