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黄册制度恰恰相反，各户填写真实的户籍信息，然后逐级上交，最后送交到各州县，再到省、户部，这是一个由下而上的过程。
各地方每年都要统计，而户部每十年进行一次大面积更新。
朱元璋实行的这种户籍制度，比过去历代都要详细，朝廷通过黄册制度，可以十分精确的掌握全国人丁和土地的情况。
在大明本土，朱元璋当年在编辑户籍时，以“辩贵贱、正名分”为宗旨，按照职业将户口分为宗室户、官绅户、民户（农户、儒、医、阴阳）、军户（校尉、力士、弓铺手、军匠）、匠户（厨师、裁缝、马船）、灶户（盐户）、商户、驿户等。
“太子殿下也知道，实际上，一个登记为军户的人，进入军中之后从事的可能是厨师，或其他职业。”
“户籍的登记并不全是职业，大体上是民户、军户、匠户、灶户四大类，如织户归属于民户这个大类。”
朱模接着说道：“故而，小王决定在沈国内施行与大明本土完全不同的户籍制，即将沈国内户籍划分为三种，即官户、军户、民户。”
“此三种户籍分别隶属不同衙门管辖，民籍由沈国户署负责管辖，军籍则隶属于亲王都督府统领，除了王族之外的官籍由沈国宗正司管理外，其余则归沈国吏署管理。”
朱高煦问道：“叔父打算如何划分这三种户籍？”
“官户籍包括王族、文武官员的户籍，与本土宗室户、官绅户等同。”
朱模介绍道。
王族户籍即大明宗室户籍，凌驾于其他人之上，依《皇明祖训》规定，有爵位的宗室不仅不需要承担赋税，而且还有许多司法方面的特权，如若犯罪，地方衙门不准直接缉拿。
至于官绅户籍，依大明既成典制“功臣之家，户有田土，除合纳粮草夫役，其余尽免。”
在原来的历史上，明朝也压根没有官绅完全免税这回事，有的只是一定额度的免税田。
从举人开始，朝廷恩准其拥有一定限度的免税田，往后官员的品级越大，则相应恩准的免税田越多，但超出规定额度的耕田仍要交纳粮，即使是正一品官员也不能豁免。
明中期之所以出现“完全免税”的情形，乃是官员相互勾结，未按规定征税所致。
但由此可见，官绅之家所需承担的赋税是有限的，真正的赋税重担大都落到了庶民百姓身上。
朱模喝了一口水，接着道：“军户籍即大明本土职业户之中的军户。”
“至于民户籍，也就是平民户籍，涵盖了大明本土的十三类职业户，即民户、佃户、茶户、渔户、马户、矿户、匠户、织户、船户、商户、营生户、铺户、盐户等户。”
“由于平民与军户占有沈国境内大多数的土地，所以皆需要承担田赋。除此之外，便是为不入户籍的贱民、奴仆等，统称贱籍。”
朱高煦知道，所谓的贱民皆不被列入黄册，没有政治权力，但是和主人家有严格的隶属关系。
依《大明律》规定，禁止庶民养奴婢，但不限制官绅之家蓄奴。
当然，贱籍除了人们熟知的奴婢、奴仆之外，还包括罪奴，即官员被抄家问斩之后，其妻子儿女被判为罪奴，或流放，或变卖。
另外，贱籍还包括社受人歧视的人群，例如惰民、乐籍、官妓等。
一入贱籍，世代都是贱籍，除非有人肯花力气为其消籍。
“对于犯罪的沈国国人，欠债不还的国人，会被剥夺大明沈国民籍，沦为不入户籍黄册的贱民，待还完债或消罪之后，方可向地方衙门申请恢复户籍。”
朱模接着道：“为了控制人口，防止流民出现，小王决定效法太祖皇帝，严令户籍必须世代相传，不能随意变更，不得远游，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视为游民，则逮捕之。”
依《大明律》规定“若诈冒脱免，避重就轻者，杖八十。其官司妄准脱免，及变乱版籍者，罪同。”
朱高煦却道：“叔父当知，这种政策会将农民束缚在土地上，世代为农，虽然有利于开垦农田和发展沈国的农业，但却不利于沈国工商之业的发展。”
“太子殿下英明。”
朱模先是恭维了一声，然后接着说道：“鉴于此，小王参考太祖皇帝的旧制，准许军籍、民籍子弟通过科考入仕后，申请改为官籍，若与王族联姻，也可申请更改户籍。”
朱高煦知道，按照《大明律》规定：“‘娼、优、隶、卒’及其子孙，概不准入考、捐监。”
也就是说，平民与盐商之类的民籍子弟皆可以参加科考，因此沈王朱模这个规定，到没有违反大明律。
大明太祖高皇帝曾言：“食禄之家与庶民贵贱有等，趋事执役以奉上者，庶民之事；若贤人君子，既贵其身而复役其家，则君子野人无所分别，非劝士待贤之道。”
“小王打算，沈国在选拔官员方面，实行与大明本土一样的科举制。而在吸纳与转化野人为国人方面，则施行礼考之制。”
朱模从沈国的体制说到户籍制，铺垫了这么久，终于提到了被他“变异”后的国野制。
朱高煦听到“礼考”二字之后，问道：“不知叔父设计的‘礼考’是怎样的典制？”
“不瞒太子，小王设计的‘礼考制’其实就是汉家礼仪考核之制，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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