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坐定，言归正传之后，九位大臣这才放下心中奢望，不再拿宦党说事，而是针对灾异流言纷纷建言，提出各自的处理意见。
此次议政总算进入了刘宏想要的轨道。
大臣们讨论期间，刘宏尽量保持旁观姿态，哪怕有时觉得谁的言论荒诞不经，他也不参与进去。
不得不说这些大臣还是很有能力的，除了因时代局限而导致的认知错误外，他们拿出的应对方案竟然颇为符合刘宏的心思。
他们认为，灾异应该分不同情况来看。
对日蚀、月蚀、星变等不产生灾难的天象异常，尽量安抚百姓情绪，不使出现对朝廷不利的言论；
对水灾、旱灾、地震、山崩、蝗虫、疫病等可造成危害性后果的灾异，朝廷及地方官府应积极组织救灾事宜，帮助百姓渡过危难，减轻百姓对灾异的恐惧、敬畏感，并借此逐渐建立朝廷的凝聚力；
而对于那些少数人看到并传言，无法证实或者可能子虚乌有的异常现象，朝廷要进行查证，一旦发现制造谣言者，应给予严厉打击，以免以讹传讹，不给心怀不轨者以可乘之机。
“诸卿果真不愧为我大汉之栋梁，朕以为此议可行。
就有劳侍御史将此议加以整理，写一条陈，于下回朝议时呈奏，届时朝议通过，即可作为今后处理相关事件之规程。”
虽然有些细节之处尚值得商榷，但刘宏也不准备多言了，只是补充道：
“近日来，灾异事件频发，有天变异常，更多却是人为之流言，诸卿应在朝堂之上多施加影响力，引导舆论，以早日平息纷乱。”
“臣遵旨。”侍御史刘陶及其余大臣都拱手应命。
沉吟片刻，刘宏慎重地提出了一个思量已久的问题：
“在朕看来，与其说灾异，不如说人心之异。
而这一切之源头，就在于天人感应之说。
若朕欲禁此说，列位爱卿以为可否？”
“这——”众臣纷纷摇头。
蔡邕答道：
“臣以为不可。
先圣董公在书中有言：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
而我朝《白虎通义》及多部儒经亦都赞同此说，并有详细释义。
陛下若强行禁此学说，无异于背离经典，违背祖制，恐引发天下人妄议，实不利于陛下。”
“难不成明知不对，却因祖制、经典而无动于衷么？”刘宏眉头紧皱。
“朕不信卿等从未质疑过此说。
自先汉孝武帝之后，天人学说才大行其道，而每每有灾异出现，天下臣民就直指天子及朝廷过失。
朕特意查阅过史书，二百余年来，天子因灾异而下罪己诏竟多达五十余次，三公获罪罢黜者不计其数。
而今更是因此谣言满天飞，社稷为之不宁。
可见此学说损伤的其实是我大汉社稷及朝廷的威望。”
“陛下，天人之说乃至谶纬经学涉及我大汉之根本，牵一发而动全身，臣以为还是莫要轻举妄动为好。”少府杨赐也劝道。
杨赐出身“弘农杨氏”，弘农杨氏为经学世家，传承今文经学中的欧阳尚书，杨赐本人也是天下名儒，他的话还是很有分量和代表性的。
刘宏暗自摇头，心知还是低估了经学在此时代的影响力，但他并不打算因此而妥协。
“正因为经学乃我大汉之根本，才更不能置若罔闻，揣着明白装糊涂。
诸卿可曾察觉，经学的一些错漏及牵强附会之言已经成为我大汉的绊脚石，若不能早日移开，迟早会给我大汉社稷带来颠覆性危机。”
见几个儒臣急待发言劝阻，刘宏知道不能操之过急，遂摆手道：
“诸卿放心，朕知道轻重，不会任性而为，朕之意在修订、整理经文，又非完全弃之不用。
说句心照不宣的话，这天下有见识的儒士，十有八九都清楚经学中的问题，不过是因为个人传承、立场、利益、私心等缘故，而选择视而不见罢了。
包括卿等在内，不也都在传承今文经学的同时，兼修古文经学么？”
刘宏这话说得就有点露骨了，直接把儒士们的私心给剖开了，包括大儒杨赐在内的多数大臣都漏出了尴尬的神情。
可他们还没法反驳，因为事实就是如此。
自光武以来，今文经学成为官学，一直被朝廷所推崇、利用，是儒学的主流，传承今文经学的各学派为了保障自己的利益和话语权，一边打压着古文经学派，一边又偷偷研习古文经学，纳为己用。
这也是儒家最为厉害之处，他们善于学习、适应力强悍，只要对自己有用的，管他出自法家、道家还是阴阳家、纵横家，都能拿来改头换面，收为己用；
同时他们对于异己者又毫无包容之心，能捏死的就绝不会只打成残废。
为了不使尴尬继续，刘宏很快转移开话题。
“今日，朕要向卿等托以心腹之言，卿等姑且听之。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
我大汉社稷已历经近四百年之久，沉疴宿疾无数，积重难返。
朕思之良久，已有革故鼎新之决心，若不能革除弊政，破而后立，振兴汉室不过一句空话而已。”
“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
尚书卢植喃喃自语，或许是这句话触动了他，他起身拜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