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块土地一旦封出去了，今后与秀家就等于隔了一层，在布政上多有不便。
秀家与德川家康对于关东的态度，本质上是两种施政观点的差异。德川家康并不清楚关东的真正实力，因此选择大肆分封将开拓的责任分派下去。
但是在经历了十几年的发展之后，在他意识到关东的富庶后，不得不花了更大价钱将这边的家臣尽数转封出去。
而秀家看得更加长远，他宁愿自己承担关东开发的责任，也要自己攫取关东开拓的成果，毕竟普请这个事儿派给家臣和自己直接管，效果都是一样的。
在“惜封”的大前提下，你要是再给他们来一出4公6民，吉备武士马上跟你秀家离心离德的，谁还跟你转封来关东啊？
对于秀家来说，宁愿恩惠关东旧家族，关东的农户，吉备武士也是他必须要安抚的对象。
看看把自己的基本盘掀翻的下场吧，远的不说，朱允炆把军事勋贵和皇亲得罪了遍的下场是什么，不用我多说了吧？
秀家此次转封关东，仅仅是武士/受过训练的足轻就带了2万人，他们的家人少说也有10万众，基本上是把吉备掏空了。
这些人是秀家对关东统治的基础，只要他们不乱，秀家统治的关东就算有地方农民掀起一揆，秀家都不用在意。
其实免除地子税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可以鼓励关东民众多生育，过去只要出身的孩子就要交税。
一人一年50-100文钱，小于12岁孩子和大于50岁老人减半征收，一家子按照7人来算，一年的地子税和别动钱就是500文以上。
对于农民来说地就这么多，生的越多交税越多，家庭迟早破产，因此他们不敢多生。
可是在减免了100文钱之后，他们一年可以省出250文钱，生活也可以富裕一些了，这样关东的人口就能出现增长。
想要开拓关东，在没有机械化设备的当下，人力永远是第一生产力。
秀家刚刚算了一下，以吉备地区百万石52万人来算，每年地子钱在4.2万贯左右。关东的地广人稀一些，地子前的收入应该差不多。
4.2万贯对于秀家来说也不少了，相当于过去冈山町一年的商税收入，但是为了今后更好的发展和现在的稳定，秀家还是愿意付出的。
秀家这边对于百姓的仁政说到这里，秀家对于地侍和国人众依旧尽显怀柔，他允许地侍和国人众们自行选择以石高制还是贯高制交税。
表面上肯定是给了他们更多的一种选择，实际上却是秀家在这里留得坑。
因为不论是过去还是现在，商人都是和大名绑定的。不是说你随随便便一个几万石领主就可以有自己的商队的，怎么也得是半国的级别才可能。
城下町的商业区是划片的，领主才没有这个好心去发展城下町，都是包给商人去发展。
这一点你从一些古城的町名字你就能看得出，很多多少当地商号的名字，说明整个町的房子和小商业都是围绕这个座商发展来的。
因此，作为大宗商品得以买卖的粮食，必然是由秀家掌控的商号去地头收购的。
粮食定价掌握在秀家手中，秀家甚至都不需要去做空粮价，刻意压低粮价就能压得国人众的百姓们活不下去。
秀家这边家臣和秀家直辖领，必然是在当下直接接受石高制改革的，到时候到了秋收，根据地头的产出收税，说不定还能让百姓少了过去秋收折价卖粮的痛苦。
而那些选择贯高制的国人众们，他们的百姓只能就收秀家刻意压低的粮价，眼见自己卖了粮交了税可能明年活不下去，留给他们的就两个选择。
要么就是从地头逃亡，要么就在领内掀起一揆。
这个时候，秀家第一条中暂缓将此前分封的万石以下家臣就封的作用就凸显出来了。
这里面很多人，此前都是关东旧贵族，被秀吉改易知行后被秀家收留的，对于他们来说秀吉纵然可恶，可是秀家的施舍未必会让他们感恩。
如果现在就让他们就封，他们就成了这些地头农民的领主，在农民的逼迫之下，他们的内心未必不会产生别样的心思，想要重新得到秀家的重视。
是的，他们是不敢真的造反的，但是借着一揆的名义，让秀家给予他们更多的封地，更多的权利的心还是有的。
如果仅仅是地头的农民和地侍一揆，不过是一群没有组织度的乌合之众罢了，就算加上几个国人众，他们内部之间都没有人有绝对的威望统领他们，秀家完全可以轻易的镇压。
但是如果让这群武士流落于野，对于这群“贱民”来说，就算过去一直统治他们的“老爷”们来了，他们一揆也有了主心骨。
而且，他们这群人可都是在战国时代受过良好的教育的一代人，有着一定的内政和军事经验。由他们统领的一揆军的质量与寻常的平民一揆不可同日而语。
番茄
举个例子，加贺的一揆之所以成功，就是因为当地豪族武士的参与。
对于这群人来说，不过是头上披着个一向宗坊官的皮，换了一身马甲，继续当自己的领主老爷，可是原本在自己头上的大名却没有了。
而在武士参与之前，不论是加贺还是别的地方，一揆众的组织力都是毫无章法的，甚至连自己的诉求都不清晰。
三河一揆也是因为有武士的参与，才让松平家康焦头烂额，最后不得不作出部分的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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