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成战后处置的大半年时间里，笼罩日本全境的战争阴霾逐渐散去，大名也都解除动员，在返回各自领地进行简单交接后，便按照处置方案前往了新的领地。这段时间虽说政务繁杂，可总体上却相对顺利，这也让秀保得以享受许久未有过的安逸。
当然，还有两件事他一直放心不下：一是德川家康以身体抱恙为由，待在伏见的屋敷中调养，迟迟不能起身去高野山出家，秀保本意派人催促，但又恐让外界认为自己太过咄咄逼人，始终不好行动；二是石田三成也赖在大坂城，时常往本丸走动，似乎是想借着淀姬母子的面子，为自己留在大坂做最后一丝挣扎。
当年十月初五，前田利政告知秀保，前田利家时日无多，前田家已开始准备后事了。藤堂高虎随即劝说秀保以此为契机，为雪千代和竹王丸行元服礼，邀请东北第一大名、秀保的义弟蒲生秀行担任雪千代的乌帽子亲，邀请北陆第一大名前田利家担任嫡子竹王丸的乌帽子亲。
借此机会，秀保一方面以大坂历经动乱需要修缮为由，命令大名们迁往位于伏见城的屋敷居住，并在年后尽数出席秀保精心准备的元服礼。另一方面，委托藤堂高虎面见德川秀康，暗示其催促德川家康尽快启程前往高野山，也算是都给双方一个台阶。
数日后，德川秀康以天寒地冻，担忧家康身体不能支撑为由请求宽限数月，不料迟迟不给回复，个中深意不言而喻。为避免给德川家带来麻烦，无奈之下，德川家康只好于十一月初一离开大坂城，在本多忠胜等一干老臣的陪同下前往高野山蛰居。
连德川家康都走了，石田三成自然也无颜赖在大坂城，悻悻然带着家臣赶往关东，去料理下总那个烂摊子。下总长期处于德川秀康支配下，且与秀康现有领地常陆相邻，境内亲德川势力甚为强势，对石田三成爱答不理，对其颁布的政策也多是阳奉阴违。
石田三成也曾多次想效仿秀保在东海道那般，将这些不听话的家伙一网打尽，但是他深知自身的软肋：一方面，家臣团不够强力，同心同德的增田长盛也与自己分隔两地，难以形成合力；另一方面，秀保当年痛下杀手，背后可是有丰臣秀吉站台的，可自己背后有谁呢？大老奉行会议早已不复存在，自己忠心耿耿的丰臣宗家日渐式微，至于秀保，更是个见不得自己好的家伙，到时不落井下石就不错了，指望他给自己撑腰，实在是天方夜谭。
思前想后，石田三成还是放弃了这种激进的做法，转而试图采用谈判等平和的方式解决当前面临的问题，但遗憾的是，那帮豪族和地头都是得寸进尺的主儿，将石田三成的退让看成是怯懦，越发地变本加厉。
可今时不同往日，没了丰臣秀吉的撑腰，这位曾经呼风唤雨的五奉行之首根本无计可施，只能屡屡派人前往伏见面见秀保和德川秀康，厚着脸皮希望二人能从中调和，好让自己安心地施行新政。
对于他的请求，德川秀康不置可否，毕竟这些嚣张跋扈的家伙对自己倒是忠心耿耿，让他们接受石田三成的统治，别说他们，就连自己一时间也是难以接受。
德川秀康确实曾想过将他们迁往常陆，不单是为石田三成解忧，而是希望这些家伙能作为自己的与力，抗衡“南部三十三馆”以及真壁郡的真壁义干对自己在常陆统治地位的威胁。但这些豪族和地头大多安土重迁，不愿背井离乡，即便是昔日主君的要求，他们也难以遵命。
既然如此，德川秀康就只能选择将他们留在下总了，让他们作为自己在石田三成身边的耳目，监视石田氏的一举一动。同时，利用这些地方势力干扰石田三成的施政，避免石田氏做强。毕竟自己周边已然是强敌环伺，他可不想在自己的旧领上再崛起一家和自己匹敌的势力。
看清德川秀康的态度后，秀保也多少能猜出他的用意。秀保当然不希望石田三成做大，但尽力清扫和打压德川氏在旧领的势力，才是当前更紧要的任务。
为此，秀保派遣后藤基次陪同德川秀康前往结城，由前者以秀保特使的名义召集德川、石田两家以及下总诸豪族、地头协调处理此事。碍于秀保的威势和颜面，最终三方达成了协议：除去愿意臣服石田氏的，剩下的一波迁入常陆安置，另一波迁至下总、常陆交界的相马、印幡郡手贺沼以东，由秀保派遣代官进行管理，按时向石田氏缴纳税负，名义上仍归属石田氏管辖，德川氏不得干预，待时机成熟再行安置。
对于这个结果，三方都算是满意的，加之年关将近，德川秀康也不愿为了这件事和石田三成继续纠缠，加上秀保也算是从中调和，更是不能驳了他的面子，最终三方也就达成了约定。
对于石田三成来说，可以将原先分散在十一郡的德川氏旧臣分化瓦解，压缩至半个相马、印幡郡内，税负收不收倒不打紧，在全领施政上扫清了障碍，这可是意义重大。
对于德川秀康来说，纵然在下总国内的势力大大削弱，但总归还是有所保留，且留在下总的那些豪族、地头多是冥顽不灵、桀骜不驯的家伙，这些家伙平日里恃宠而骄，对德川秀康也是时有冒犯，即便他们愿意迁往常陆，自己还不敢收留呢。把他们留在下总，也算是拜托了一个麻烦。
对于秀保来说，最大的好处便是在下总国安插了一个楔子，相马、印幡位于下总东部，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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