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
这个词流传于江南很多地方，也包括马桥。《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江苏教育出版社一九九三年）收录了这个词，列举的例子至少有：
现话：重复的话。
现菜：剩菜。
现饭：剩饭，比如“现饭炒三道，狗都不吃。”
……
因此，该词典总结“现”有两个意义：（一）表示保持原状；（二）表示剩余的东西。在我看来，“原状”也好，“剩余”也好，共通的意思是表示旧的，老的，原来的，以前的。比如罗伯说“狗咬现地方”，就是指狗咬了以前（旧的、老的、原来的）的伤口。
马桥的“现”，同时表达着一个相反的含义：非旧、非老、非原来、非以前，即汉语普通话中已经通用的“现在”。《词源》（商务印书馆一九**年）认定这一含义源于佛教。佛教以过去、现在、未来为三世。《俱舍论》称：“一世法中就有三世……有作用时名为现在……若已生未已灭为现在。”
我与法国汉学家安妮?居里安讨论中国人的时间观念时，就说到了这个“现”。我还说到了“前”：既表过去之事，如“前述”、“前缘”、“前夜”、“前因”等等，又表将来之事，如“前途”、“前景”、“前瞻”等等。中国人是最有时间观念的，世界上恐怕没有哪个民族有如此庞大和浩繁的史学，对史实的记载可以精确和详细到每一年、每一个月、甚至每一天。但在另一方面，中国人又最没有时间观念。中文没有时态语法，没有过去时、现在时、将来时的表达差别。中文还有如“现”和“前”这样的对义词，既指示过去，也同时指示此刻甚至未来。也许，中国人相信轮回，一个祖先可能就是你的子孙，一个子孙也可能就是你的祖先，既然如此，过去与未来还有什么区别？或者说这样的区别还有什么意义？
在这样一个环境里，“现”一类对义词，大概就不难理解了。
作家们一次次回顾身后，写一些现事，说一些现话。但他们一字一句其实都是对当下的介入，涌动着当下的思维和情感，都是不折不扣的“现”在。作家们最习惯于寻找过去的现在和现在的过去，永远生活在时间的叠影里。他们的矛盾也许在于：既要发现时间，又要从根本上拒绝时间。
枫鬼▲
动笔写这本书之前，我野心勃勃地企图给马桥的每一件东西立传。我写了十多年的小说，但越来越不，不爱编写小说——当然是指那种情节性很强的传统小说。那种小说里，主导性人物，主导性情节，主导性情绪，一手遮天地独霸了作者和读者的视野，让人们无法旁顾。即便有一些偶作的闲笔，也只不过是对主线的零星点缀，是专制下的一点点君恩。必须承认，这种小说充当了接近真实的一个视角，没有什么不可以。但只要稍微想一想，在更多的时候，实际生活不是这样，不符合这种主线因果导控的模式。一个人常常处在两个、三个、四个乃至更多更多的因果线索交叉之中，每一线因果之外还有大量其他的物事和物相呈现，成为了我们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在这样万端纷纭的因果网络里，小说的主线霸权（人物的、情节的、情绪的）有什么合法性呢？
不能进入传统小说的东西，通常是“没有意义”的东西。但是，在神权独大的时候，科学是没有意义的；在人类独大的时候，自然是没有意义的；在政治独大的时候，爱情是没有意义的；在金钱独大的时候，唯美也是没有意义的。我怀疑世上的万物其实在意义上具有完全同格的地位，之所以有时候一部分事物显得“没有意义”，只不过是被作者的意义观所筛弃，也被读者的意义观所抵制，不能进入人们趣味的兴奋区。显然，意义观不是与生俱来一成不变的本能，恰恰相反，它们只是一时的时尚、习惯以及文化倾向——常常体现为小说本身对我们的定型塑造。也就是说，隐藏在小说传统中的意识形态，正在通过我们才不断完成着它的自我复制。
我的记忆和想象，不是专门为传统准备的。
于是，我经常希望从主线因果中跳出来，旁顾一些似乎毫无意义的事物，比方说关注一块石头，强调一颗星星，研究一个乏善可陈的雨天，端详一个微不足道而且我似乎从不认识也永远不会认识的背影。起码，我应该写一棵树。在我的想象里，马桥不应该没有一棵大树，我必须让一棵树，不，两棵树吧——让两棵大枫树在我的稿纸上生长，并立在马桥下村罗伯家的后坡上。我想象这两棵树大的高过七八丈，小的也有五六丈，凡是到马桥来的人，都远远看见它们的树冠，被它们的树尖撑开了视野。
我觉得这样很好：为两棵树立传。
没有大树的村寨就像一个家没有家长，或者一个脑袋没有眼睛，让人怎么也看不顺眼，总觉得少了一种中心。马桥的中心就是两棵枫树。没有哪个娃崽不曾呼吸过它们的树阴，吸吮过它们的蝉鸣，被它们古怪的树瘤激发出离奇恐怖的各种想象。它们是不需要特别照看的，人们有好事的时候尽可能离它们而去，尽可以把它们忘得一干二净。但它们随时愿意接纳和陪伴孤独的人，用沙沙沙的树叶声轻洗孤独人的苦闷，用树叶筛下的一地碎银，圈圈点点，溶溶叠叠，时敛时泼，泻出空明的梦境。
种下这两棵树的人已不可考，老班子都语焉不详。称之为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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