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于对清官有一种“盼之如云霓”的迫切心理，在中国民间甚至形成了一股浓郁的“清官情结”，其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中国的戏剧等文艺表现形式中。
“清官戏”和“清官故事”已经成为一个不衰和最为人津津乐道的热门题材。
然而，如果对这些所谓的“清官戏”或者“清官故事”认真深挖下去的话，就会发现这些文艺作品所歌颂的所谓“清官”的数量实在是屈指可数，最著名的不过就是翻来覆去的包拯、海瑞等几个人而已。
其实，像中国民间这种简单地用“清”或“贪”的“二元标准”来评价官员，未免失之于偏颇和单一。对于官员来说，“清”与“贪”，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评价标准，但是更为重要的评价标准还有很多，譬如：“能”与“庸”、“明”与“浊”、“勤”与“惰”，等等。
而如果能够采取更加实用一些的标准的话，甚至完全可以这样看问题――即如果一个官员是“能吏”，是真有治世之才和治世之能的话，那么即便他“贪”一点，相对于那些既无才能又十分贪婪的官员而言，这个官员也还是属于不最坏的一类。
简单地以官之“清”和“贪”来论处官员的人往往忽略了一点，这就是一个官员如果仅仅只是个清官，但却无能无才，整天浑浑噩噩，甚至藉靠在道德上的白璧无瑕而恣意妄为的话，那对百姓而言，其危害程度一点也不次于那些有点治世能力的“贪官”的。
这样说也许令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但却是可以被历史和现实的诸多案例加以复验的一个结论。
撇开这些不说，即以中国传统文艺作品所精心打造的那几个清官形象而论，倘若把这些作品中的清官形象与历史镜像中真实的清官一一加以对照，就会发现这些文艺作品中的清官形象，其实都是一些被深度加工后寄托了中国民间审美情趣和诉求的理想人物，与历史真实有天壤之别。
比如历史上著名的“酷吏”张汤，在死后“家产直不过五百金，皆所得奉赐，无他业”，以至于下葬时“有棺无椁”，令皇帝也为之动容。究竟在“酷吏”和“清官”这两者之间有什么必然的紧密联系？看来，还真是一个不能忽视的历史命题。
总之，在极权专制政体下，清官往往是个人的悲剧、家庭的悲剧和社会的悲剧，同时也必然是这个制度的牺牲品。在一个被柏杨称之为“文化大染缸”的体制里，要想保持人格的清白，达到“众人皆醉，惟吾独醒”的境界，那注定是非常艰难的，同时也注定了在这个体制里永远是个不受人欢迎和到处碰壁的“异数”！
在这种背景下，这些官员内心的痛苦可想而知，所以最终发展成为像海瑞一样的人格分裂者，他和赵禹、张汤一样的好血斗狠者，也正在情理之中。
由于清官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十分孤立，其实也是不能指望他们能够像清官题材的文艺作品所描写的那样，真的能为民众办成什么大事的。
因此，就实用价值来说，清官们的正面作用可以说是相当微弱，其副作用倒是十分明显。
在极权专制体制下，清官往往成为一副“麻醉剂”，在一定程度上遮盖了制度造成的黑暗和腐败，只会让人产生出不切实际的希望，助长了更大范围内的罪恶的产生和蔓延。这大约也正是历朝历代都要隆重推出几个清官典型在民间加以宣扬的原因吧？
一直以来我都在认真思考这样的问题。正因为如此，当我离开上江市的时候，老百姓给我送万民伞的事情才让我的内心深处一直有些但颤心惊。
从政治层面上来讲，这样的事情很容易被人视为另类。而从我个人来说，我也很担心自己会变得没有人情味，甚至在不知不觉中被别人认为变态。
幸好我是一个有着很多缺点的人，而且我的道德标准并不高，所以我觉得自己不大可能变成那样。
但是我觉得自己面前的这个人不大一样，他可能对我的情况有所了解，或许他认为我在上江的成就仅仅是一种运气，比如在一个特别的地方做了合适的事情。还有就是，毕竟上江市很小，还有那么多的国企，总是给人以容易治理的感觉。
一个人要身处在真正的困境之中才能够感受到其中的艰难。目前东江的情况就非常的困难，所以我估计孙大宝是不大相信我有那样的能力可以圆满地完成省里面领导交付的任务。
当然，也许武厅长那天晚上是看错了，或者是他对这个人没有好感所致。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有时候很奇怪，有的人在一见面之下就会让人有一种亲切之感，而有的人即使是初次见面也会令人感到厌恶。有人讲这是因为我们每个人身上有一种不一样的频率，当两个人的频率合拍的情况下就会互生好感，反之则会相互产生厌恶的情绪。
不过，不管怎么说，我觉得自己面前的这个人都是有问题的，至少他在工作上明显地显示出了不主动。
我看着他，用一种非常诚恳的语气对他说道：“老孙，我知道你是一位很有能力的同志，如今我们东江的工作头绪太多，我们遇到的困难也非常的大，所以我希望你能够多出出主意，而不去仅仅去执行好的问题。老孙，我这个人喜欢说直话，希望你能够理解。
老孙，你应该知道，现在我们面临的情况是，必须尽快改变东江的现状，如果省里面的领导只是让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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