懒惰而自私的人，很少在意自己身外的世界。他从来对被遗弃者或穷困者抱着袖手旁观的态度。“他们与我有什么关系？”他说，“自己照顾自己吧。我凭什么要帮助他们？他们从来没有为我做过什么！他们在受苦受难？这个世界受苦受难的人每天都有。无法治好，就只有忍受。千百年后，它还会是老样子！”
即使是死者的声音，也很少能唤醒“别管”的态度。持这种态度的人，对自己的享乐、自己的事情或自己的懒惰，都是极端投入，对别人的呻吟声却充耳不闻。讨论贫穷、无知或苦难，这使他愤怒。“让他们自生自灭吧，”他说，“我们为什么要干涉他们？让他们自己帮助自己。”与“别管”相比，懒惰还算是一只活跃的动物。
然而，“别管”并不如他所想象的那么容易摆脱。漠不关心，一个从不同情和帮助别人的人，往往会得到公正的报应。某人对几条街外的居民所呼吸的污秽的、引发瘟疫的空气漠不关心，可是，那儿滋生的瘟疫，难免会散布到他的房子里，甚至夺去他自己的生命；某人对犯罪、无知和贫穷漠不关心，可是，夜贼和小偷也是会找到他头上的；某人对贫穷漠不关心，可他每半年就必须付出沉重的“救济税金”；某人对政治漠不关心，可是，国家有常用作战争基金的收入调节税。总有一天，他会发现“别管”毕竟不是一种廉价的态度。
把“别管”比作一个人，那么他的使命就是搅起一场人人皆知的大灾祸：“少一颗钉子马掌就掉了；少一只蹄铁马就废了；少一匹马人就危险了。”伽利欧（英国民间故事中一位冷漠而懒散、不负责任的人）就是这样一位“别管”，有人告诉我们，他“对你们这些事情从不关心”。像伽利欧这种“别管”的人，往往没有好下场。
政治经济学家们说，雇主和雇工的关系简单说来就是一种金钱交易——做多少事，就给多少钱。毫无疑问，这是经济学家计算中必须加以认识的关系。可是，在道德家、哲学家、政治家、“人”看来，在雇主和雇工的关系中，必须有一条社会纽带，它从两者均具备的、作为人就必然具有的同情心中生长出来，把一定的责任和爱心强加于双方，并让双方各占据自己应得的位置。而且双方均应该友爱，崇敬不朽的事物。这种崇敬，只能存在于作为活着的人的真正的尊严感之中，不仅渗透入信仰，而且渗透入情感地带。没有它，任何对社会状况的改进都毫无希望。
“是的！”西尼·史密斯说，“这是一个功利主义至上的社会。人们活得如此僵硬，以至于你驾驶一辆宽轮马车从他们身上碾压过去，也看不到任何压痕。如果你拿一个手钻在他身上打孔，我相信，也只有一些碎屑从他身上掉下来。这个社会仅仅是把人当成机器，至于情感和心灵，却从未进入过他们的考虑范围。”
我们的诚实、忠心、无私，都到哪里去了？诚实已经成为一门失传的技术，除了金钱。现在即使是互相的尊敬也不多见。“尊敬别人，别人才会尊敬你。”赫伯特说。我们必须回归原来去寻求如今业已消失的指导性原理。那时候，工人与主人之间彼此互相尊敬。许多年来，我们的工人赚取的收入一直远多于欧洲其他国家工人。可是不久，这个时代就接近了尾声。铁路和汽船使得所有国家的工资接近于同一水平。当所有的阶级必须开始新生活之时，一个新的时代也就宣告来临。
这个新时代，并不需要太多文字上的文明，例如反思、思虑和操行等习惯。金钱买不到最高的快乐。只有心灵、品位和判断才能决定一个人的幸福，并使他回归最高级的存在形式。
彭斯说——
身份与地位，
包括伦敦银行里的财富，
它们始终无法使人获得安宁与休憩。
真正的神圣，
它不在局促的房间里，
抑或书中，哪怕在草地上。
一旦远离，
即使有幸福萦绕心中
在安然的我们，
秉承聪明、富有、伟大的同时，
它也将消失不再见。
某位见多识广的人士曾说，富人拥有的苦恼与穷人的一样多。富人在他获取财富的过程中，逐渐失去了挑战困难的精神。如果他把得到的东西用来做除了增值财富的手段之外，什么也没有，那他将是可悲的。像一位富裕的牛脂零售商那样，他唯一的快乐就是“在如火如荼的日子里”到他的老商店去。因为接受的教育不多，他无法从书中找到乐趣，不能饶有兴致地看着科学的发展进程，也不能在使人轻松释怀的林荫道上遛一遛。不过，他的手中握有一根神奇的魔棒——那使人摆脱痛苦、使饥饿者满足的金钱。他能够平息饥饿者的哭声，能够使寡妇和孤儿心情放松。可是，不！他对自己赚来金钱的关心远远超过对改善无助者和悲伤者状况的关注。
一个人追求得越少，生活得越单纯，得到的快乐也就越多。因为那种无我的生活摒弃了邪恶，它会消除各种原始的愿望，增强人的意志，让心灵沉醉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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