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上最可悲的人，是那些对自己失控，缺少责任心的人，那些虚度一生寻求自我快乐的人，或者那些即使在为善的时候，内心仍充满邪恶动机和自我满足，不畏惧良心谴责的人。那些对自己的美好感觉充满自负的人，他们爱自己彻底，对别人却毫不在意。即使在外面表现得文质彬彬，但如果你跟着他们到家里，看看他们是如何操持家务的，一切就可以一目了然了。已故的拉姆瑟教长曾经讲过一个可悲的故事：一位小男孩儿升天后参加了一次死人的会议。“我爸爸会来这儿吗？”他问。有人告诉他：“当然，他也会来这里。”小孩儿立即回答说：“那么，我就找不到伴儿了。”
虚假的同情心是非常普遍的。夏普说，可悲的虚情假意其最严重危害在于，它们易于产生一种同情和愤慨的习惯，却不会有真正地解救危难或反抗压迫的行为。因而，斯泰因能够同情一只死了的驴子，却让自己的妻子挨饿。（注：英国民间故事，斯泰因的妻子叫他到外面找点吃的，他出来后看到一只死驴。他历来以富于同情心著称，因而悲伤地把死驴子埋了。回到家，妻子已经饿死。）
“歌德，”拜因教授说，“一直与悲伤无缘。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有最大可能的聪明来理解人们的痛苦，可是只要着手行动使他们摆脱痛苦，就肯定会把事情搞得更糟。因而悲伤只能刺伤他的心灵，打乱他的生活，除此别无他用。”（注：拜因《性格研究》）
在圣奥古斯丁、巴克斯特、乔纳森、爱德华兹、亚历山大·克诺克斯等人的著作中，读者将会发现，在他们关于神的真理和人的职责的观点中，宗教情感占有多么重要的地位。亚历山大·克诺克斯说：“与其说同情心最能够激起感情，毋宁说除此别无他途。心灵必须作用于心灵，活人的观念对于所有的心灵交融来说，都是最基本的。”真正的坚强只能存在于善本身被找到的时候，不管这种善是尽单纯的法律义务，还是解除对美德的限制。善能够单独反作用于人的性格。
人之所以获得新生，很少是因为抽象的真理，而是由于通过善和同情心所表现出来的神圣的激情。这是“让全世界都邪恶”的自然界所没有的。一个把自身投入到别人的存在中的人，在以各种方式——社会的、道德的、宗教的全身心帮助别人的时候，也就对别人施加了一种神圣的影响。他被最强大的安全卫士守卫着，向自私提出挑战。考验过后，他仍然谦卑而高贵。凯隆·默兹雷曾经用自己的双手表明，同情和互相帮助能够转化成一种快乐，能够对社会做出巨大的贡献——它减轻痛苦和悲伤——这种原理是基督教的伟大发现之一，具有和科学原理中的新发现同样的意义。
最好的和最高贵的人是最富有同情心的人。维伯弗斯主教以其同情心而闻名天下。有人问他的一位朋友：“维伯弗斯成功的秘诀是什么？”“他的同情心。”这是他早就想好的答案。主教是一个胸怀宽广、慷慨宽容、行动自由的人。他常常活动在最基层的社会，把自己的心灵和灵魂投入到每一个有着美好目的的计划中。任何在他看来值得努力的事情，他都会带头去做。结果往往成功。
同情心是对他人的苦难、艰辛和懦弱的感受能力。诺曼·迈克雷德曾说，同情心是他性格中最先也是最后的事物。他发现人性中有许多有趣的东西，而最平凡的男人或女人都被迫放弃了这其中存有的某些优越性。“当他每一次来看我时，”一个铁匠说，“他觉得自己就是铁匠，不会在我心中留下什么救世主般悲天悯人的印象，但一直都在，就是这般自然。”毕竟，人是人的所有行动的中心，因此人心中有什么以及流露出什么，就是唯一重要的。人活在这个世上，就要同情和主动，他的感受就应该和他人联系在一起。只有我们人类，才能踏上跨越人间限制之路。
当诺曼·迈克雷德即将前往格拉斯哥行使他的男爵职权时，他说：“我们需要活着的人，不是他们的书籍，也不是他们的金钱，而是他们本人……贫穷困苦者、衣食无着者、浪子和伤心人，由于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其他什么也没做，因而能够看到和感知从那诉说着内心的光明与宁静、展示着疲惫心灵发现和享有的休憩之所的眼睛里悄悄放射出来的爱。他们能够理解和欣赏完全的无私——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简直难以想象的事物。这种无私，把常常注视舒适精致的屋子的目光，带到一个肮脏混乱的陌生处所。这种无私，使自己能以一种那么友善的话语、那么温柔的拥抱表达出来，以至于陪伴他们一生。”这些话成了他行使格拉斯哥男爵职权的主要指南。
“我的打算是，”他又说，“对我们的人民加以认真的训练，使他们履行自己的个人义务，诸如扎实地工作；保持健康、清醒、友善、谨慎、纯洁；作为父母的家庭义务；作为社会成员的谦恭诚实的义务；诺言的兑现；作为独立工人的服从；对他们的国家——不管是对统治者还是对司法行政——的义务；对自己国家的历史和政府的了解等。在这些问题上，我们之前已经极大地忽视了对他们的教育，因而迫切需要展开更广泛的工作。我们的工作是建立在基督教原则的基础之上，应把这些原则潜移默化地带到他们中间去。”
迈克雷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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