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称1934年是“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最严酷的时期”。周作人与鲁迅就“论语派”开展论争。
夏衍称1934年是“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最严酷的时期”。
拥有数万读者的天津《大公报》特辟“星期论文”专栏，每日由专家、学者、作家执笔，评论世事时局，开全国之先河。胡适撰写《汪蒋通电里提起的自由》，公开提出“释放一切因思想或言论犯罪的拘囚”，“应该明令一切党政军机关不得因思想言论逮捕拘禁人民”，“取消一切钳制报纸言论与新闻的机关”等要求。随后，胡政之也表示支持，“彼此共同负责”，他出于公心，光明磊落，气度非凡。
3月，沈从文发表《禁书问题》，反对禁书，云“在当局群彦中，竟无一个人能指出它的错误”，是“极可惋惜的事情”。
全国各地不顾当局的钳制，形成中国知识界、民间媒体联手争言论自由的强大态势：陈独秀身陷囹圄，东亚图书馆出《独秀文存》第十版两千册，以示抗议；南京《民生报》揭露行政院彭学沛贪污舞弊丑行，令当局甚为尴尬；成舍我发表《停刊经过如此！敬请全国国民公判》，批判当局摧残舆论的罪行；杭州记者公会倡议9月1日为“中国记者节”，得到各地同行的热烈响应。《大公报》曾发表《重庆的滥捕记者案》，借此再提“要求解放言论”的主张，《北平晨报》发表《重庆报界迭遭摧残》，声援被捕记者。
著名报人史量才，在沪杭道上被军统特务暗杀而以身殉报。这之前蒋介石曾找史量才谈话，民间有一传闻，值得一叙。蒋曰：“把我搞火了，我手下有一百万兵。”史答：“我手下也有一百万读者。”此事，从黄炎培《八十年来》也得到印证。报人史量才有胆魄，死得壮烈。他给我们留下的铮铮誓言是：
人有人格，报有报格，国有国格，三格不存，人将非人，报将非报，国将不国。
今日重读，仍觉意义仍然深远。
杀戮封不住民意，史量才殉报不到一个月，《北平晨报》《大公报》等二十四家报馆、通讯社联合致电国民党中央，重申开放言论要求。
民国报纸和自由知识分子，傲然面对残暴的统治者，敢于抗争，勇于发声，写就了一部民国言论史。
胡适至京郊西山，凭吊李大钊，见无碑碣，请蒋梦麟补立一碑。不久，又去南京狱中看望陈独秀。劝他不必早出自传，要“放手去写，为后人留一真迹”，陈独秀“颇以为然”。8月，应傅作义将军之请，作五十九军抗日战死将士公墓碑文。碑刻文字由钱玄同书。墓碑刻成，举行典礼。
自1934年始，北平的周作人与上海的鲁迅，就“论语派”开展了一场论争。彼此交锋中，又都有一番良苦用心。胡适在他的生日，12月17日，著《国际危机的逼近》全面阐述第二次世界大战战云密布、血腥逼人、无可幸免的观点，并指出中国燕巢危幕，日本全面侵华即将开始，中国作为这场战争的主战场，必将有残酷的牺牲。
周作人出版《周作人小品文》。老舍写长篇小说《离婚》。沈从文创作小说《边城》《过岭者》，散文《湘行散记》。朱自清出版散文集《你我》和《欧游杂记》。冰心发表小说《冬儿姑娘》《相片》。
“自是人生长恨水长东”——红极一时的通俗小说家张恨水
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小说，相对来说，是有些沉寂和萧索的，但通俗小说却一枝独秀。上海和北平出现了通俗小说风景。
通俗小说兴起于清末民初，是应城市市民的阅读需求而生的。抑或说，由于新文化运动的勃兴，旧的正统的封建文学受到冲击而日渐衰亡，通俗文学凭借现代化都市纷纷出现、报纸杂志等现代媒体迅速发达的契机，得到广泛的流传。
有趣的是，新文学运动兴起，原本是反对通俗小说这一文学样式的。文学研究会成立伊始，开宗明义，反对“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倾向。根本不能苟同和容忍以追求文学的娱乐消遣作用的通俗小说存在的。文学研究会和后来的革命作家及左联，一直将通俗文学当作新文学的对立面，加以讨伐。他们对缺少组织，也无明确纲领和系统理论主张的通俗文学作家冠以“鸳鸯蝴蝶派”之名，加以嘲讽。但让他们没料到的是，顺应时代、顺应城市市民需求的通俗文学，非但没有被他们打压而萧条，反而蓬勃发展，与他们所谓“革命文学”的寂寥形成巨大反差。
批评所谓“鸳鸯蝴蝶派”的那些人，其实并不真正懂得文学，起码排斥文学的娱乐功能，就非常不专业。他们并未深入研究，所谓“鸳鸯蝴蝶派”的通俗小说，早已渐渐从才子佳人的窠臼里挣脱出来，注入了深刻的社会内涵。在革命作家把“革命”生硬地塞进小说和诗歌中而违背文学规律的时候，通俗小说家却从不同侧面，带着各自的人生经验，将笔触深入到社会生活中，呈现十里洋场光怪陆离的畸形生活、形形色色的社会众生相的广阔的社会图景。革命小说，概念化压制了广阔的生活，英雄化扼杀了鲜活的性格，这些作品大多在作家间传阅，除少数作品外，广大读者鲜有问津者。遂有左联的骨干丁玲，清醒地提出向“鸳鸯蝴蝶派”取经的倡议。
在《民国清流2：大师们的“战国”时代》一书中，笔者已对“鸳鸯蝴蝶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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