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是有形的，或许是一本书，或许是一首歌；学习又是无形的，可以是一种爱好，可以是一种习惯，更可以是一种精神。在那个思潮涌动、知识和主义一起日新月异的时代里，虽然借助倪家的声望和广泛的社会关系，宋耀如将自己的社交才能和过人的胆识发挥得淋漓尽致，但是他却从未放弃持续学习的习惯，并以此来探索改变命运的道路。
显然，宋耀如把这种精神传承给了他的孩子们，在父亲宽大的臂膀下，他们可以无畏地去接触一切新鲜的事物，并从中获得知识和力量。其中将这种精神发挥到极致的便是宋庆龄，她义无反顾地投身革命事业，这本身就是一种令人敬佩的探索精神。
古人云“上不正，下参差”，的确不无道理。其实并不是所有家长都要做到成绩显赫、功勋卓著，但至少也应该是个品性高尚、德才兼备之人，否则教无以出、育无以施。所谓“三岁看大、十岁看老”，每一个孩子性格的形成都在生命初绽的那几年，而与他们日夜相处的父母则是责无旁贷的启蒙导师，而孩子长成什么样的人反过来又是映出父母品德的一面镜子。
从遗传的角度讲，孩子性格的形成受到基因遗传的影响是科学合理的，但是，相比较而言，后天的培养显得更为重要。宋耀如对民主思想炽热的追求以及由此而来的对革命的毕生倾注，是他除了传授知识以外，对孩子们又一个重要的影响。
清末，腐朽的封建王朝在风雨飘摇中垂死挣扎，当很多中国的普罗大众身处乱世，对自己、对未来充满迷惑，完全不知何去何从之时，宋耀如却将自己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怀传递给了他的孩子们。宋家的孩子们虽然年纪尚小，却早已听闻了许多诸如“共和”“民主”“革命”之类的新鲜事物。
宋耀如崇尚林肯“民有、民享、民治”的思想，对此倪桂珍也十分认同，在这个前提下，宋家的家庭氛围里一直弥漫着一种强烈的寄予，那就是希望这些子女们能立志长成像林肯、华盛顿一样的人物，为唤醒国人做出一番贡献。后来，宋耀如认识了孙中山，并与之结为挚友，很快成了他热情的支持者和追随者。尽管当时的孙中山被清廷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但在宋家，他却是备受尊重和欢迎的革命家。
基于这一点，宋家的孩子们很早就在浓烈的爱国主义熏陶中培养了难能可贵的民族气节，尤其是宋庆龄，这些来自于父亲的不屈不挠、不畏艰险的精神气质以及家庭环境里对民主主义的崇尚和信仰，对她日后呈现出来的崇高品格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
虽然父母的普世价值观和择友观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极具个性化的选择，并无明显的对错之分，但是，从孩子的角度出发，有时父母的选择会在不经意间直接决定了他们未来性格的色彩。比如，一对开朗健谈、生活态度积极向上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几乎很少会与内向、忧郁之类的词汇联系在一起；而一对整日棋牌不歇、酗酒赌博的父母，他们的孩子却很容易在尚未涉世的年纪便认可了这些陋习，进而习以为常，严重的还会演变成自己的习惯。
因此，从这个角度看，宋氏夫妇的交际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对孩子们日后走上政坛、成为影响中国近代史上举足轻重的人物烙下了深刻而久远的印记。
父母的不同教育特色
在中国传统的家庭教育观念里，“严父慈母”是最惯常的表述方式，千百年来，父亲和母亲的分工似乎已经被这样定格，大家对此也都习以为常了。然而，在宋氏家族里，宋耀如和倪桂珍夫妇却呈现出另一番与众不同的教育景象。
在宋家孩子们的眼中，母亲是严厉的，这种严厉从思想高度化为生活里的细枝末节，而这样具体翔实的规范，在某种程度上变成了他们行为的准则，他们的不少品行，比如勤俭、克守、诚实等，皆形成于与母亲相处的那段日子。倪桂珍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这一点让她自始至终都恪守她所信奉的教义十戒，因此，她是善良的，不仅对她的亲人、朋友如此，对周围的那些身处困苦、需要帮助的人也是如此。她对慈善事业十分关注，那些受到她帮助的穷苦人甚至将其称为“世界上最好的女人”。后来宋氏三姐妹对慈善事业的热衷和积极推动，其思想启蒙很大程度上便来源于此。
与此同时，她又是个性极强的人，对于很多事情她都是说一不二的，有时甚至要求男人都要听她的话。亲友们对她的回忆均会提及的一点便是：她不但心肠很好，而且“很严格，个性很强”。
倪桂珍的个性与她的成长经历不无关系。在父母的爱抚中长大成人的她自小便胆大过人、处变不惊，这在同龄女孩子里是十分少见的。据说，有一次她和妹妹在桥边玩耍时，偶然遇上带着狼狗和恶仆的小混混调戏非礼，倪桂珍非但没有被吓得抱头乱窜，反而厉声相对，一直相持至校警赶来，最终小混混不得不灰溜溜地逃走。这样的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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