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被提及的西方教育与我们今天的教育颇为相似，以我们现在的眼光来看，科学与艺术教育相结合的课程是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情，然而在当时却并不被普遍接受，甚至因为无益于走上仕途而被认为“不正经”。
显然，梁启超并不这么看。在他的眼中，这些知识不仅有利于素质的培养，而且是获益终生之物，不可轻视。所以，他经常教导他的孩子们学习时除了要注重科学文化知识的学习，还要多花点心思去学些音乐或美术，如此才能使学习丰富多彩，不至于枯燥。
梁启超自诩是一个趣味主义者：“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元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的仅有个零了。我以为凡人必须常常生活于趣味之中，生活才有价值；若哭丧着脸挨过几十年，那么，生活便成沙漠，要他何用？”
所以，当梁启超为孩子们制订教学计划时，趣味便成了首当其冲的要素之一。这里所说的趣味与我们平素所理解的意思有些不同。他所谓的趣味，其性质必须具备“以趣味始、以趣味终”的特点，简而言之，就是一件事情干下来，始终是有趣的，不生出与之相反的结果，谓之趣味。比如赌钱一事，虽有人认为它是有趣的，但赌钱的本质最终会让参与其中的人闹到很没意思，或是家破或是人亡，着实没有任何趣味可言，因此，梁启超很排斥赌钱。而做学问就不同了，学问的趣味虽然冷暖自知，需要花点耐心慢慢地来，但是，它却是能“以趣味始、以趣味终”的，是可以长远保持下去的，故而成为趣味。
梁启超鼓励孩子们将这样的趣味融入学习里去，待在家中由他辅导是如此，孩子们离开自己独自求学时同样如此。他在写给孩子们的书信里这个主题仍然多处可见。比如当年梁思成在美国学习建筑时，梁启超就曾经担心他的课业由于过于专业而枯燥，进而导致他单调、乏味而不思进取，故而写了一封家书给思成，里面便提到了趣味的问题。
在梁启超的观念中，他自身的生活内容是十分丰富的，因此能让他保持长久的不厌倦。对于他而言，当在新的方向找到新的趣味的时候，就犹如旭日升天、新荷出水一样，充满了新生的动力和干劲。虽然有人认为他这样有泛滥的短处，但是，反过来看，让他始终保持欣欣向荣的态度，也不失为一种有益的长处。对于梁思成，梁启超还是了解的。梁思成对于学术的专注值得赞赏，但他有时会因为太过于专注的缘故，将自己的生活弄得十分单调，一旦这种情况发生就很容易对现下研究的学问产生厌倦，进而滋生很多不必要的苦恼，梁启超将其视为堕落的根源。因此，他鼓励梁思成多多培养自己的兴趣，并且主动地去认识新的朋友，以此来保持自己源源不断的兴趣和学习热情。
这就是梁启超的趣味主义理论以及由此延伸出来的教育新观点。他用自己的一生实践了这个“主义”，并且将其中的妙处传递给他的子女们，让他们在博采众长、丰富素养的同时，进一步提升了自己做学问的能力。梁氏家族里这些“学霸”们能如此出众地成为行业精英，与梁启超的这一观念不无关系。
虽然梁启超对孩子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心，但是，他却并不跋扈，相反，在很多问题的探讨和选择上，梁启超选择了和孩子们平起平坐的方式，给予他们充分的尊重和空间，找寻最适合他们自己的方向和领域，这是梁氏教育的又一特色。
给孩子最合适的环境
对于孩子，家长总希望他能在舒适、优越的环境里长大。然而，什么样的环境才算得上有利于孩子成长的环境呢？在梁启超的答案里，“合适”两字最为重要。
虽然梁启超对孩子们事无巨细地照料着，但却始终保持着一个宽松的治学态度和求知环境，从来不过分苛求，也从不强迫他们听命于自己，而是习惯与孩子们沟通淡心、各抒己见。在梁启超的安排下，孩子们接受了各式各样知识的熏陶，慢慢地，他们形成了自己的性格特点，对各种专业也有了自己的偏好。在此基础之上，梁启超的循循善诱更让孩子们很快找到了适合自己、同时也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专业领域，并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
更重要的是，在孩子们做出了适合自己的选择之后，梁启超从不否定批判，即使他们的选择与梁启超最初的想法或安排有些不同，但是，他也断然不会责怪或者抛弃他们。恰恰相反，他始终保持着最高涨的热情和强烈的认同感，去积极地、尽其所能地配合孩子们实现心中的理想，这是身为父亲的梁启超更为超脱的一面。
人生在世，社会属性贯穿其中，因此，梁启超为他们定下了一个大原则，那就是要想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人，首先要想着在社会上常常尽力，如此这般，才不愧梁启超的疼爱与教诲。在这个大前提下告诉孩子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孩子们要学着寻一份专门的职业，以此来发挥自己在社会上的责任。
关于职业，梁启超认为事业并无所谓大小一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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