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梁启超会给自己取这个雅号呢？这和他的爱国主义情结密不可分。早年为求共和，梁启超险些陷入囹圄，不得不忍痛去国离乡暂居日本，归国之后，其内心的一片赤诚仍未减退。此时的梁启超正处在国家内忧外患之际，民族存亡危在旦夕，国家前途岌岌可危。可以想见，师从康有为、一身爱国情操的梁启超，此时的内心会是何等焦灼。在他看来，这样的焦急是内心发出的，故而称之为“内热”。“何以解热？唯有‘饮冰’。”梁启超取此名寓意深刻。
这就是梁启超从前辈那里继承而来的优良的家风，对此，他将其视为人生准则，并沿着爱国的轨迹安排着自己的人生。这份精神信仰在他开始为人父母、教养孩子的时候，便毫无保留地传递了下去。
他不仅身体力行地教授自己的孩子要培养“不惑”“不忧”“不惧”的君子德行，更重要的是把爱国主义的精神核心种进了孩子们的心里。“毕业后回来替祖国服务，是人人共有的道德责任”，这是梁启超在1927年5月写给海外的孩子们的信里提到的，类似的教导还有很多。正由于梁启超的教诲，梁家的九个孩子中虽然有七个远赴大洋彼岸求学深造，但无一例外最终选择回国建功立业，梁氏家族几代人的赤子之心拳拳可见。
如今的我们面对留学一事已经习以为常，便捷的途径和宽松的环境让很多家境较好的家庭可以选择送孩子出国，有些人着实是为了培养孩子能力、拓宽孩子的视野，如此决定也在情理之中，但不乏少数家长以对祖国的亵渎来劝孩子离开，这样的做法实在令人难以认同，甚至有些可耻。遥想梁氏一门，在国家积贫积弱之时尚有如此情怀，如今国富民强有些人却乐不思蜀，实在令人感慨。
在孩子们幼小时，梁启超经常陪伴身边，以言传身教教会了他们根植于灵魂的信仰。后来孩子们各自旅居国外或是成家立业，梁启超仍旧不忘以书信对他们谆谆教导，四百余封家书从生活细节到内心情感，从家国天下到人生感悟，内容涵盖广泛而充实。家书远隔重洋送到儿女们手中，无高傲的训诫、无琐碎的闲言，有的只是娓娓道来的口吻和耐心细致的叮嘱，此时的儿女们虽无法承欢膝下，但依旧可以聆听到父亲的教诲。
梁启超对于国家和个人有着一番独到的见解，在他的意识里，国家和民族的生命总是比个人要长远，甚至会是永久的，每个人所做之事不一定能在有生之年见到成效，但不必因此顾虑而束缚自己的手脚，应该尽心尽力做好分内之事，其他事皆可不必去管。这样的概念超脱、淡然，他用这样的思想来教导孩子们，旨在让他们淡泊功名，投身到爱国事业中，尽心尽力履行自己的职责。孩子们牢记父亲的训诫，把爱国主义印刻在灵魂中、融进了血脉里，指导着自己人生的选择和方向。
建筑家梁思成和林徽因抗战时期迁到四川，严酷的考验和恶劣的环境使得他们夫妻的身体状况极为糟糕，梁思成患上了脊椎软骨硬化症，林徽因有严重的肺病，但他们仍旧没有停下研究的脚步，不少外国的大学和科研机构试图以优厚的条件聘请他们去国外工作，对此，他们回应道：“祖国正在危难中，我们不能离开她，哪怕是暂时的。”于是毅然决然地将这些邀请拒之门外。
梁启超的小儿子、我国著名的火箭控制系统专家梁思礼对父亲是这样回忆的：我父亲传给我，或者我的基因里头最重要的是两个字“爱国”，忧国忧民，我父亲生前希望他子女里面有人搞科学技术，后来我干了科学技术。我们应该有志气，要使中国强大起来，我们是干“两弹”的，就是为了国家的强盛。
身为父亲，梁启超不仅给了孩子们生命的血脉，更给了他们崇高的品德和精神信仰，这一点的确与众不同。
关于教育，梁启超曾经发表过著名的《少年中国说》，其中一句“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尽显梁启超对中国少年以及少年教育的深刻认识。而文末的那句“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更让人感受到他内心的澎湃和鼓舞人心的斗志，即便是今天读来，仍难掩内心的激动。
的确，教育一事重如泰山，然而几千年来的封建专制，尤其是科举八股，虽冠以“教”“育”之名，实则束缚了广大读书人的兴趣和创造力，成了少年教育最大的败笔。梁启超虽启蒙于此，但长大成人时恰逢思潮涌动之时，西学东渐之风日益浓重，加上他曾经去国游历，无论东洋或欧洲，皆收获颇丰。因此，他本身的视野较之父辈则更加开放和包容，对子女的教育更是贯通中西、学无陈规，还出现了不少创举。
趣味主义者的家庭教育
梁启超初涉世事时便拜在康有为门下，学着如何追求真理、如何革新救国。戊戌年间，怀揣着革新梦的思想家们原本以为可以就此实现鸿鹄之志，但却以失败告终，被迫逃亡日本。
后来康有为竟拥护张勋复辟，一时间梁启超与其分道扬镳，出现了针锋相对的一幕；再后来，袁世凯也打算复辟，并且花重金邀梁启超同路，梁启超断然不从，袁便派人迫害，无奈之下，梁启超只得再度逃亡。
几经波折，梁启超最初的政治信仰被惨不忍睹的现实粉碎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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