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决定跟陈尚龙少接触的时候，我们的关系反而更加密切起来。那是2010年春节后不久，陈尚龙打电话让我回去吃饭，我对此有些抵触，因为我觉得自己正在跟陈尚龙一点点疏远。这几年是他最得意的几年，手上有很多钱，家里有很多人，每天醉醺醺的，对未来赚大钱充满了信心。为了让自己像一个大老板，他开始讲究，变得很迷信，关注风水运气，凡事都要图吉利。喝酒要喝六杯，六六大顺，甚至喝八杯，最少也得四杯。普通一顿饭，开席时间要定在六点十八分。要在卧室床头挂一幅水准拙劣的山水画，说是代表有靠山。这些都让我有点儿受不了，已经毕业的我有了自己的事情，也开始有了点儿头脑，觉得跟他完全不是一路人，而且，我担心自己兴致所至的胡言乱语会惹他不高兴。
但他邀请得非常坚决，甚至说要开车来城里接我回去，那我还是自觉一点儿吧！等到了，我愕然发现我的顶头上司曾毅也出现在饭桌上，还拖家带口。不需要我委婉打听，陈尚龙三言两语就把事情全都说了。曾毅当年作为知青下放时，跟陈尚龙的父母关系很好，互相帮助，主要是陈尚龙父母帮曾毅。当时曾毅十五六岁，是个半大小伙子，陈尚龙七八岁，成天跟在他后面玩，无论是摸鱼捉虾还是唐诗宋词，曾毅都让陈尚龙大开眼界。父母见陈尚龙喜欢曾毅，对曾毅更是好上加好，几乎当成大儿子一样对待。1979年曾毅回城，高不成低不就，很晚才娶妻生子，一直不愿意再跟陈尚龙一家联系。直到最近，曾毅觉得，大家都老了，人生除了回忆就再无希望时，才跟陈尚龙父母取得联系。作为政府办公室主任，他立刻受到了陈尚龙的盛情邀请，不仅盛情，几乎疯狂。
我们几个一边喝酒一边回忆往事。当然，我没有往事，我1980年才出生，那个时候，陈尚龙已经十二去上学了，而曾毅年近二十，在城里茫然四顾。一直到1999年，曾毅才结婚，半年不到孩子出生，似乎在抢时间，即便如此也太晚了。如今，他五十岁了，儿子才十岁。由于过于溺爱，曾毅的儿子像个大姑娘，细皮嫩肉，细声细语，举手投足也绵软无力，我感觉把他放到室外半天就会枯死掉。
但这一切都是话题。曾毅主动感慨，我是被耽误了，四十岁才有曾鹏，我没几年就退休了，那个时候他大学都没毕业。他的话充满了对权力的不舍，显然是打算趁自己还有公职的时候解决儿子的工作之类的问题。我说，曾鹏应该喊陈尚龙哥哥吧，这样就喊我叔叔，我和曾主任就平辈了。
这句话让他们大笑起来，声音大得毫无必要。然后我们开始梳理各人之间的关系。按理说，曾毅一直喊陈尚龙父母哥哥嫂子，那么陈尚龙是曾毅的晚辈，得喊叔叔，我就成了曾毅的同辈人，他大我二十岁，还是我领导，能平辈相称我很满足。但是从进门开始，曾毅就让曾鹏喊陈尚龙叔叔，这在年龄上是完全合适的，可这样一来，曾鹏得喊我爷爷，曾毅反而得喊我叔叔了。我的最高目标不过是跟曾毅同辈，很多公事应酬时曾毅也可以有意无意说“我们兄弟”“这位小兄弟”之类的话，让他降一辈也确实太过分了。
论来论去，大家的结论是各喊各的，互不干扰。曾毅称呼陈尚龙父母哥哥嫂子，陈尚龙则称呼曾毅为大哥。曾鹏喊陈尚龙父母爷爷奶奶，喊陈尚龙叔叔，也喊我叔叔。曾毅则按照单位里的习惯，喊我小牛，我喊曾毅曾主任，以彰显他作为领导而不是亲戚的第一属性。我们对人生、岁月、年龄、亲情和中国特有的称谓感慨了一个晚上。
那顿饭后，我再也做不到对陈尚龙敬而远之了。他常常到南京，邀请我和曾毅一起吃饭，这是难以拒绝的。而我和曾毅也屡次结伴到陈尚龙那里做客。平时，曾毅对我态度大为好转，很多场合都带我参加，一副提携下属的架势。好几次，我需要他出面撑场，他也慨然答应。但我和曾毅之间没有实质上的利益往来，我对继续待在机关已经没有任何兴趣，忙了几年都为了寻找一个可供今后维生的小生意。曾毅也不是真的提携我，他没有这个能力，他全部的希望是退休之前再上一个台阶，哪怕去一个没有实权的单位。
我们各怀心思，陈尚龙每次出现，或者邀请，都是一次摆脱机关氛围的机会。我们居然成了一个貌似稳固的饭局圈子，当然，交际广泛的陈尚龙，常常带着我们不认识的人一起吃饭，不过这些人一顿饭之后再也不会见面。
但很快我不再想理会陈尚龙了，他钻在生意里出不来，酒桌上，但凡有人提到一件事，他立刻会问，这个事我们能不能做做，我感觉能赚大钱，随即就开始畅想怎么操作，一二三四五，逻辑混乱地梳理归纳起来，完全是临时反应。在自己话音未落时，别人若说起其他的事情，他马上又开始新一轮的谋划和畅想。一顿饭会涉及多笔生意，从石油钢铁到土地买卖到修桥铺路到医疗器械。我觉得他越来越不清楚自己是谁了。
于是，就算陈尚龙用曾毅作为理由喊我去吃饭，我也不答应。曾毅似乎也对陈尚龙失去了兴趣，除了第二年春节带着全家去乡下大肆燃放烟花爆竹之外，再也没有带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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