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样一个年纪，大学就是人生的全部出路，但我已经没有机会重来，因为我已经复读了一年，而且家里那年生出很大的变故，父亲和几个兄弟爆发了一场战争。从此亲戚之间都是怒目相对，恨不得看彼此的笑话。而我复读已经成了他们的笑柄，再复读一年，父母仿佛能预见到那种被打脸的感觉。因此，成绩出来后，父亲直接说，再复读是无论如何也不可能了，不管调剂到什么学校你也得去上！
可以说，我是被逼着踏上了求学路。
我被调剂到苏北的一座小城——张爱玲和白先勇都曾在小说中写过的一个荒凉之地：盐城。9月，我坐了一夜的大巴车，看到视线里的红瓦白墙的平房大院变成青灰色的楼房，心情也逐渐调成了同一色。那所学校好小，假模假式的样子，想到后面四年就要在这里度过，那种感觉就像后来去户外运动时，站在山石的狭缝里看黄昏慢慢掩上来。
入学后，因为孤傲，我拒绝融入宿舍和班级的氛围之中，觉得自己和同学们是两个世界的人。当然，我瞧不上别人，别人也瞧不上我，因为我来自山东，舍友清一色的都是江苏人，而江苏尤其是苏南，自古都是富庶之地、鱼米之乡，在他们眼里，山东就是个落后纷乱的地方，经常有同学用“自古山东出响马”来形容我生长的那片土地，对我自然也不屑一顾。
我们就在互不理睬的氛围中磨过一天又一天。我拒绝跟朋友交谈，拒绝打电话回家，因为父母打架再次升级，摔东西算是客气，气头上恨不得打死对方。连我每次打电话回家，耳边都伴随着吵架声，所以我干脆不再打电话，整个人从清晨到深夜都只有两个字：孤独。
以前读励志文章，故事里总会写到，某个重要人物或者某件特别的事情，在主人公适时的境遇里出现，于是激发了他的斗志，最终让命运发生转折。但生活没有那么多励志的逻辑，终于有一天我明白只有自己才能拯救自己。于是，从前就喜欢文学的我开始写文章，到处投稿，把所有情绪都转化成文字。
我永远不吧里，在别的同学打游戏的厮杀声中，我在电脑里的记事本上敲下一行又一行的字。苏北的小城没有暖气，冬天特别阴冷。为了能让思路更清晰，也为了占个好机位，我常常在迷蒙的周日早上，走长长的路，去往一个相对人少的网吧，然后在打通宵的年轻人的呼噜声里，写下那一串串故事。记得有一天，我在网吧里写稿，连着写了八个小时，时间已近傍晚，中午饭和晚饭都没有吃的我，终于敲下最后一个标点符号。我对着电脑哈哈大笑三声，结果乐极生悲，电脑在这时候死机了，之前的努力全盘皆废……当时我的大脑也跟死机了一样，整个人都傻了。顿了五分钟，我才缓过劲儿来，揉了揉眼睛，重新写那个故事。我继续奋战三小时，最后终于在邮箱的草稿箱里写完了那篇小说。
文章渐渐被发表，不久后，我开始做人物采访。大学二年级暑假，我带着刚买的数码相机，只身一人去往上海，采访一个私人博物馆的馆长。一个乡村的少年，走了遥远的路，站在十里洋场的大上海，感受着黄浦江奔涌的气息，心底油然而生的感慨，让我第一次用另一种眼光重新审视这个世界。
那时候我作为独立写作者，去往北京、上海、南京等好多地方采访感兴趣的人和事，也认识了形形色色的人。这个过程里，除了文字、稿费，最重要的，是我终于慢慢积攒出些许底气，能够平和地看待周围的同学，和他们正常地交往。我从小就孤单甚至有些自闭的心也一点点打开，就像是一条漫长的自我救赎历程。
大学毕业那一年，3月，我因为散落的文字提前被一家单位录用，心情大好，收拾好宿舍的床铺准备去单位报到，却突然接到了姐夫的电话，说我爸住院了，让我赶紧回家。
问是什么病，姐夫一直支支吾吾，我觉得不对劲，却也顾不得那么多，买了车票匆忙往家赶。在路上打电话给妹妹，开始她不肯告诉我，后来被我问急了，妹妹哭着说父亲自杀了。
我听到这个消息，整个脑袋像被炸开了个洞一样，又震惊又害怕又着急。可是偏偏这时车子也不给力，明明已经快到家乡，司机突然说不去了，要直接往河北开，退给我十元钱让我半路下车。
当时是晚上8点多，我独自一人站在国道上拦车，没人肯停，后来遇到一个老大娘，看我可怜，开着电动三轮车送了我一段。大娘走后我又搭上一辆黑车，上了车才知道这是一辆黑社会的车，车上还拉着他们的大佬，一路都在说昨天夜里打牌的事，说要剁掉谁的手指头、卸了谁的腿等，听得我心惊胆战不敢作声，心里盘算着，我身上没多少钱，他们应该也看不上，已经上了贼船就听天由命吧。后来还算平安，他们的车子去一个小树林里兜了一圈又回来了，把我扔在了医院门口。
终于见到了我那要命的亲爹，身上插着各种管子，一动不动地躺在那儿。
我爸是个酒鬼，平时一喝多就耍酒疯，不仅把村里人都得罪光了，连他自己的兄弟姐妹也早就闹掰了，名声臭遍全村。父亲一喝酒就跟我妈打架，往死里打，谁也不敢劝，后来，谁也不愿意去劝了。
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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