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霞成为南门外的明星，不是因为他身手有多好，实在是参与度无人可比。各个年级，各个班级，只要认识他的，都约他助阵，有时候两边应下来，不知怎么办，就抽签决定帮谁，失败一方也不会恨他。大霞有自己的人生哲学，出身不好，长相不好，成绩不好，甚至连个黄色笑话都不会讲，能够支撑自己在这个地方立足的，只剩下仗义和豪爽，他期望自己无私的付出能够换来更多人的信任，然而事与愿违，大家还是习惯将他当作活宝，对他的期许，永远只是一阵可以缓解压力的笑声。
大霞开始挨打，各帮派火并的规模越来越大，争相拉拢低年级新人，大霞成为这些新人练手的靶子。他们有个共识：此君白打，不会记仇，不会告发。楼道里，食堂里，操场上，南门外，大霞和一个又一个男生动手，被一伙又一伙男生追打，他果真没放在心上，从未告发过，他觉得这些都是再平常不过的江湖恩怨，江湖上的恩怨，不算恩怨。
但他也有一个原则，那就是不许别人打他的脸，每每失势关头，第一件事便是护住那张丑脸，任凭拳打脚踢，就是不松手。我不理解，去问大勇，大勇说：“他爹当年就是被人打脸打蒙了，跌到沟里摔断腿的。”也许是命运安排，大霞每次参与斗殴，总会被对方打脸，他的脸实在太大了，这种先天性的缺憾真是令他伤透了脑筋。
学校里最著名的地头蛇盯上了大霞，这次他无论如何是护不住了，索性主动前去讲道理，他义正词严地告诉对方：“过去无冤无仇，今后只想做个朋友。”地头蛇一路把他打出宿舍，再一路打到他的宿舍。最后，地头蛇打累了，嘲弄大霞，呼出一个耳光问：“今天打你的事，敢告诉老师吗？”大霞含着泪故作镇静地说：“你放心，我……我不会告诉老师。”地头蛇乐了，再戳大霞脑袋一下说：“那你说说我们这次该不该打你？”大霞委屈地挤了下眼泪，恢复脸色说：“是我的错，我……我以后不敢了。”宿舍里集体哄笑起来。
一般来说，遭此大辱，人的性格与行为会不同程度地发生改变，可这逻辑不适用于大霞，没过几天，他又和别人约架去了。支撑大霞对生活充满正能量的，是班上一个叫爱琳的姑娘，她与我同桌，有几分姿色，外加性格开朗，能够接受班上坏孩子的玩笑，是为数不多愿意跟大霞聊天的女生，于是大霞迫不及待地迎来了初恋。
一个月后，爱琳成为大勇的女朋友。
大霞心碎不已，通过我给爱琳送了封信，满纸的语病错字迸发出山呼海啸般的爱意。大勇暴怒，指责大霞不义，大霞强硬回击，坚持自己有表白的权利，他大声告诉在场的人：大勇能认识爱琳是自己的功劳，他才是第一个认识爱琳的人。
南门外，大勇领着几个手下围殴大霞，大霞流着鼻血滚在地上惨叫。我冲过去拉住大勇的胳膊喊：“别打啦！你至于对老乡下这么重的手吗！”大勇停下来，望着我不作声，大霞爬起来，用脏手抹了把鼻涕，抓住大勇洁白的领口喊：“张大勇！你有种今天弄死我，你弄不死我，就不算男子汉！”大勇一脚将大霞踢翻，招呼手下离去。
这个丑陋的、辛酸的、幽默的、可怜的男孩子再次哭了，这次，他哭出了声，他再不顾旁人的脸色，崩溃式号丧，他连哭都哭得这么难听，仿佛一只病入膏肓的豺狼，凄凄厉厉，点燃远处的夕阳。
多年后，他告诉我，和大勇这场架是他前半生最痛的一段记忆，以往的种种欺负不过是些皮肉之苦，而这一次，他感到心底有块柔软的东西被践踏了，这是一种无仇可报的屈辱，是一种直达心底的悲凉。
2001年秋，三中的学生在一次群架中闹出人命，随后检察院的车开进操场，学校南门竖起“派出所常驻治安办公室”的牌子，从此那个地方再没有人敢打架，而远在城里学美术的我也渐渐失去了老同学们的消息，我只听说大霞被班上的坏孩子孤立了，在万分痛苦中度过一天又一天，会考结束后他第一个离开了校园。
进城前，他对我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超子，你将来要是考上了大学，别忘了我。”
3。
2009年春，我离开cbd，前往崇文门附近一家企业上班，在那边的楼道里邂逅卖便当的大霞。
当时我十分尴尬，接过他递来的打火机点烟，火苗蹿出一尺高，把前面的刘海儿烧掉大半。他望着我头顶升起的那团烟雾，捂着肚子蹲在地上笑了足足两分钟。八年没见，我们第一时间就回到了熟悉的节奏。
大霞说，他2007年来京卖便当，先替别人跑了半年腿，表弟来京后俩人合伙干，他负责做，表弟负责送，忙不过来时自己也出门送餐，没想到今天第一单买卖就遇到了故人。下班后，我赶到大霞住处，约他们哥俩出来吃饭，席间以一个专业营销人士的身份帮他们做产品分析。我告诉他们，想赚这一带白领的钱，首先要增加菜量，其次是样式，最好学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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