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概每年都要回一次石家庄,学长海利的窝是我在石家庄唯一的据点。海利不迷信北上广,毕业后辞去工作,与朋友合伙开了公司,接着发了财,在当地结婚、买房,他唯一的苦恼可能只剩下公司的改革与股份。晚上十点,海利把妻子轰到隔壁,关上门,一包香烟,两杯清水,两个文艺男彻夜畅谈,历史、地理、时事、生活、书籍、电影、音乐、女人,甚至还有宗教和宿命,对于孤单多年、知己寥寥的我来说,这无疑是最开心的时刻。
克在丰台区请我吃饭,谈话间比两年前多出几分无奈。我们奔三了,这个年纪面临结婚、买房、生儿育女等问题,我们身边拿父母钱付了首付、娶了媳妇并沾沾自喜的人越来越多,我们的生活观开始受到挑战。于是回到了一个老问题:我们为什么要来北京?为了摇滚乐?摇滚乐早变成商业小丑了。为了紫禁城?紫禁城里一半是赝品。为了钱?泡沫经济时代的薪水养家尚且难,更别说成就什么伟业。为了机会?机会似乎更眷恋那些生来就实力雄厚的人。我爱这里,我在这里住过村子、住过楼房、交过朋友、爱过姑娘,但我的爱里分明夹杂了悲观,曾经我悲观的对象是事业、家人、女人、朋友等,如今作为纪录片控,我怀疑明天就会有一颗小行星出现在视野中,届时,街上的民工、白领、官员、乞丐将统统停下脚步,呆傻地仰望着天空那团光亮,他们的发型不见了,皮包熔化了,生殖器冒烟了,所有的是是非非瞬间进入倒计时,接着在巨大的冲击波与射线中灰飞烟灭。
2009年年底,我在地铁永安里站看到一个姑娘,我跟着她下车,跟着她出站,目睹她的碎花裙子在灯火处飘散,那一刻我突然恨起北京来,仿佛一个糊涂的人走了无数的路,累倒在一个陌生的地方。过去十年的我,就是漂泊,我似乎习惯了漂泊,就像我习惯了单身。我一直认为,只要我还单身,我就有着不切实际的爱情,只要我还在漂泊,我就有着不切实际的理想,但是现在,我想念当年一起成长的小伙伴,想念当年爱过我的姑娘。此时此刻,他们知道我在哪里吗?他们还记得我是谁吗?他们会不会已经在同样的异乡的璀璨灯火中成功忘记了自己是谁?
6。
雷再没来过京城,他在邢台买了个二手房。辉子再没被媳妇埋怨,他回老家当了技校老师。大兰再没换过男朋友,她在南京成了家。克的痔疮没再犯,他升职后不复忙碌。海利再没为公司改革而烦恼,他的小说终于和偶像莫言登在同一本书上。更多的人选择离开北京,留在北京的也不再相见,北京太大,大得你真的可以忘了一切。
小夜来京出差,邀我吃了顿饭,她还是那么漂亮。饭后散步,我问她:“你先生怎么样了?”她笑着说:“骗你们的,我没结婚。”我无语,继续走,走啊走,走啊走,直到夜色从四面八方袭来,卷走了我对爱情的最后一丝眷恋。
一个东北姑娘大学毕业,对长春的工作环境不满意,辞了职;对长春的男朋友不满意,分了手。她不忿,她苦恼,她说她渴望一段轰轰烈烈的人生。我对她说:“你来北京吧。”她说:“为什么?”我说:“你这样的姑娘适合大城市。”她说:“我是向往去大城市、大公司发展,但是大家都整天说北漂苦,我有点儿害怕。”我说:“你怕什么?你年轻、漂亮、聪明。北京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只要你年轻、漂亮,有野心,不怕苦,就能得到一切,至少,能得到钱,对于很多人来说,得到钱就意味着得到一切。”
2011年夏末,我毅然离开了“粮王”,转投另一家更高端、更赤裸、更残酷的白酒公司。我二十八岁了,我想得到钱,我在这个时代不例外,只有拿钱才能留住一个不需要感情的女人,只有拿钱才能开始所谓的主流的美好生活。我无根无底,谁也靠不上,我得把自己豁出去,我得迎着风向前走,我得像三年前在地铁传媒大学站奔涌向前的人群那样,在这个本不属于我的地方挤出一块自己的领地。我成了,会开心,不成,也没什么,人生还有其他的东西,不是吗?
张大琳说:“我们不是看不起外地人,只是没什么好感。你们这些人,带着青春和才华,带着势利和手段,来到这里追求各自的利益,你们根本不爱这个地方,你们只爱这个地方的钱。你们为了钱破坏这里,把它搞脏、搞臭,搞得乌烟瘴气。你们背后都有个风景如画、满载回忆的故乡,我们呢?我们北京人去哪儿?你们达到目的就走,无情无义。”
也许有一天,我回老家了,选择去做一个有情有义的人,找一份安定的工作,认识个安静的小剩女,结婚,买房,生孩子,工资卡上交,和家人围在一起吃晚饭、看电视,每周和妻子做爱一次,每月参加孩子家长会两次,每季度陪上司出差三次,每年喝吐四次。我可能还会长胖,挺着大肚子与人争吵,滑倒在一个洒满夕阳余晖的街头,手里的酱油瓶子打碎了,酱油掺杂着泥土发出阵阵腥味,我迅速站起,环顾四周,拍拍尘土,若无其事地走掉。我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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