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缺钱，我把积攒多年的摇滚dvd变卖了。我挣扎了一夜，还是卖了。网上登出消息，接到电话，见面，对方是个开名车的富二代，我受邀坐进他的名车，接过一支名牌香烟，听着他说：“其实你这些盘我大部分都有，就是缺那张九寸钉的演唱会，这玩意儿现在不好找了。”地铁站，我目送名车远去，开始恨自己喜欢了十年的音乐，觉得它不过是富人的玩物、穷人的辛酸。
那是我来京后最艰难的一段时间，众叛亲离，身无分文，几乎一阵风就能把我掀翻在路边。那段时间也成就了两个人，一个是来京借给我一千元的高老师，高老师这份恩情比天大；一个是用浓重的湖南口音跟我电话聊天的黄小夜，时隔三年，我再次爱上一个姑娘。
很快，新工作落实，我离开了中滩村，扬言五年之内不见克。
3。
灯市口的好滋大厦，整栋楼都在办公，密密麻麻地爬满了青壮男女。六楼东面是我的新东家，新东家西面是一家保险公司，内有数不清的办公桌和更数不清的座机电话。保险公司的孩子们大多是烟民，无论男女，定时去楼道吞云吐雾，且每两个月换一批新面孔，一问，原来的人离职了，去了哪儿，不知道。被问者苦涩地说：“保险公司不都这样吗？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说不定下个月我也消失了。离开保险公司是好事，至少证明人家进步了。”
新东家招兵买马，很快也人满为患，我把正在找工作的大兰拉过来“落草”，她在我跑掉不久也离开了那家公关公司。当然大兰不是电话裸辞，是人道、和谐地离开，离开时也没忘和外地男友正式“古德拜”。
我的老板是个白面、微胖的宝岛奸商，他将活动项目交给我和一名广西女生打理，于是有幸去异国他乡公费爽了一周。我在马来西亚云顶给大兰买了个布袋子。大兰没良心，拿着我的布上找了个其貌不扬的新男友。回国的飞机上，我们在睡梦中惊醒，机身剧烈颤动，播报员提示大家镇静，说飞机遇上强气流。我吓蒙了，双腿肌肉紧绷，算算时间应该在海上，如果是陆地能迫降，海上就是抱团死。凌晨四点钟出了机场，到处是参加奥运的各国代表团，我坐大巴回城，天亮时，北京站下起小雨，我看着眼前的一切，仿佛做了场梦。
奸商拖欠比赛奖金，很多东北赛区家长来算后账，奸商跑到珠海小三家躲起来。两月工资忘发，公司谣言四起，年轻人不干了，要搬走办公室的电脑和仪器，奸商听到消息后，急忙让北京的朋友给大家发薪水，大家一哄而散。一个电话打来，是著名酒企“粮王”的运营商，我不喝白酒，但机会难得，于是在冬日加盟，然后一做就是三年。
后来，灯市口的同事兼好友张大琳告诉我，奸商被抓了，他在南方继续做少儿艺术赛事活动，蛊惑大陆学生去台北参赛，学生家长至台北后抱怨住宿条件，怀疑自己受骗，当即报警。张大琳传来图片，奸商双手用上衣裹着，跟着警察向电梯走去。他因伪造文书罪被判了缓刑，后改了个名字打算东山再起。
尽管遇人不淑，可那段日子却是我来京后最美好的日子。我住在传媒大学南郊村落，生活空前解放。住了六个月，变成一百二十五斤瘦男，精神无比。夏天雨大，下班时地下桥水过腰身，我就顶着包游回来。上班走到地铁站需要半个钟头，还要经历恐怖的挤地铁运动，但我很少迟到。我很快乐，从来没这么快乐过，得单位老板赏识，和办公室同龄人嬉闹，在通惠河桥上看夕阳，在村口网吧谈人生。我花三百元在二手电器市场买了台电视机，熬夜看“欧洲杯”，最不方便的是中场休息时间上厕所，要乘着夜色穿过大街，归来时常常被路边的野猫吓一跳。“欧洲杯”结束后，我得了咽炎，严重的咽炎，大半夜咳得上不来气，有时实在上不来气，我就想万一咳死了怎么办。回石家庄办护照时，大半夜起来接着咳，吓坏了同室的学长海利。
村口网吧坐满非主流和杀马特，克在网上留言，请我原谅他，我原谅了他，他兴奋之余打电话来问候。小夜来电说：“咱们结婚吧。”我说：“现在什么都没有，拿什么结？”小夜说：“咱们有音乐听、有书读就行了啊。”我说：“你真幼稚。”小夜不说话，我让她失望了，后来她找了别的男孩子做男朋友。
4。
2008年冬天，我和克在通州土桥附近的回迁房区合租了个两室一厅，八十多平方米，足够我们各自拥有自己的空间，生活自此进入平流层。隔年的元宵节，郊区几家工厂放烟花，我陪小区几个正太萝莉观看，克回来，笑着说cbd（中心商务区）一座大楼着火了，几条大街的人围观。
克在国贸附近一家游戏公司上班，做场景及人物造型设计，他喜欢画画，喜欢那份工作。克早上八点半上班，晚上九点多回来，吃完冷饭后接着画到一两点。那家公司没有双休，只有周日一天休息，他就窝在家大睡一天。克的书桌有两只抽屉，一只抽屉塞满各种画画工具，一只抽屉塞满各种非处方药。他身高一米八，从头到脚都是病，分别是：沙眼，鼻窦炎，咽炎，胃炎，痔疮，鸡眼。克也有不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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