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创办的大学美其名曰‘经世’，经世致用、经世致用，可他把‘经世’用在了哪里？是替满清鞑子续命，还是给满清鞑子培养奴才？孙百熙在国内外有巨大的影响力，他要是登高一呼，全国局势必然为之震动，何愁革命不成功？”
杨度听到这里，脸上虽然含笑不语，心中对章太炎的评价却调低了一级。
章太炎又道：“孙百熙对国学的态度，我也非常不赞同。所谓国学，乃是一国固有之学问，由无数典籍、无数哲人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酝酿而成的文化，里面浑浑沌沌、浩浩荡荡，有如江河湖海，澄之不清，淆之不浊。研究国学，应该先从小学和目录入手，泛览四部，等有了整体认识，再深入某一类；此类精通，则可以举一反三，触类旁通，最终领会国学的精髓。
“而孙百熙呢，则从里面舀一勺水出来，放在显微镜下仔细分析，把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挑出来研究，于是就有了文学史、论、文献学、历史、史学史、经济史、政治制度史……就好比有个美人，你把她皮肉筋骨血、心肝脾肺肾都分别掏出来研究，研究得再精熟又有什么用？她还是那个明媚照人、活蹦乱跳的女子么？”
章太炎对孙元起的批判，涉及到传统学问与现代学科之间的消耗性转换，别说杨度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世界上也没人能给出美的解决方案。
章太炎接着说道：“在我看来，经世大学对国学的研究已经走入了歧途，不仅方法不对，取材也大有问题。他们视如珍宝的安阳甲骨、敦煌遗书都是些什么东西啊？
“安阳甲骨，显然是无良古董商人故意作伪，欺骗世人的！道理很简单：首先，历朝经史典籍都没有记载甲骨刻文的事情；其次，在甲骨上刻字容易作伪，最值得怀疑；第三，龟甲是速朽之物，不能长久，怎么可能埋在地下三千多年不腐烂？既然甲骨是假的，研究还有什么意义？
“至于敦煌遗书，我在日本倒是见过几卷，确为两宋以前的遗物。但这些纸片都是当时人污损丢弃的无用之物，多半为佛经、道藏，没什么值得稀奇的。放着存世的煌煌巨著不研究，反而钻到故纸堆里，这不是拣了芝麻丢了西瓜吗？”
杨度怕他长篇大论，连忙打断：“如果在下没猜错的话，先生佩服却不赞同的另外一个人应该是孙中山吧？”
章太炎点点头：“不错！孙中山少有大志，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奔波海内外近二十年，数次为清廷所通缉捉拿，依然不改初衷。现在能有如此局面，半数为孙中山宣传、联络所致。如此大丈夫，章某自然佩服得紧！”
杨度问到：“那你不赞同他什么？”
章太炎喝了口茶，才慢慢说道：“首先，孙中山有些言过其实。当然，革命之初需要先行者大力鼓动，形势所迫，说些大话自然没有问题。现在革命已成星火燎原之势，同志之间应该坦诚相待，才能和衷共济万众一心，以期早日成功。如果还是大言炎炎，空发议论，却不相宜了。”
杨度点点头：不分场合乱放嘴炮，确实不是一个合格的政治家所为。
“章某认为，优于私德者亦必优于公德，薄于私德者亦必薄于公德。革命者应当重然诺，轻死生；重节气，轻财色。没有道德之人，不配参与到革命中来。但孙中山在小节上也有很多可以商榷之处，比如公私财物不分、男女关系不检点等。这些虽然是小事、私德，却很影响同志之间的团结，乃至影响革命团体的声誉，怎么能知错不改呢？”章太炎说到这里有些愤愤然。
杨度对此大不以为然，所谓成大事者不拘小节，这些细节都是无关大局的。孙中山虽然萝莉控，这又怎么了？曹操、曹丕父子还是人妻控呢！汉高祖刘邦更是男女通吃。人家不是照样登基做皇帝？于是在脑海里给章太炎贴上三个大大的标签：名士！学者！文人！
这种人用来做招牌撑门面还行，指望他们造反成功，猴子早过火焰山了！
想到这里，杨度从怀里掏出支票夹，给章太炎写了张一万美金的支票递过去：“章先生，孙百熙很景仰你在国学方面的成就，知道革命即将成功，所以委托在下前来邀请，希望您以后有空一定到经世大学讲学，也好纠正经世大学在国学认识方面的诸多过错，免得谬种流传。”
章太炎倒没有意外：“孙百熙倒是够诚心的。七八年前经世大学刚成立的时候，他就写信邀请我到学校任教，只是当时我正和保皇派笔战，不想去死气沉沉的京师。没想到过了那么长时间，他居然一直没有忘了章某。呵呵，章某不是诸葛亮，不用三顾茅庐，这份邀请我记下了，等革命成功，章某一定会去经世大学拜访诸位高贤！”
杨度长吁一口气：只要把剩下的四万美金直接捐给孙中山，这趟行程就完满了。
在1910年初，尽管距离辛亥革命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在后世看来，已经是胜利在望。但对内外交困的同盟会来说，却仿佛走到了山穷水尽的境地。
从外部环境来说，清政府不甘心就此沉沦，在各种势力推动下开始了立宪进程。首先是1906年宣布实行预备立宪，在那之后又采取了很多改革措施，比如1908年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制定九年筹备清单；1909年成立各省咨议局，选举议长等等，都让人以为朝廷开始励精图治。国内外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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