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别是五代十国的多事之秋。武夫当政，独夫用权，视人命如草芥，视篡夺如儿戏，视战争如家常便饭，甚至引狼入室，割地求荣，将好端端的中华大地糟蹋得生灵涂炭，惨不忍睹。
赵匡胤代周自立后。定下偃武修文的国策，立下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誓约，使宋代成为中国古代史上最少杀戮大臣的朝代，也是罕见的没有爆发全国性农民大起义的朝代。
宋太祖推行文治，极有远见的实行了“三权分离”的制度设汁，将过去由宰相统领的行政、军政、财政大权一分为三，直接对皇帝负责。这样大臣就难以“一手遮天”。此外.宋大祖还实行了官职、差遣分离的制度，只有差遣才是实职，同时地方官三年迁转一次。从而杜绝了派系的产生。
宋朝除秘密立约“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之人”外，还广开言路，开清明之治，提高台谏地位。设立御史台和谏院，这是两个职责类似、威权极重的监察、舆论机构，一般由那些学术、才能、品行优良的出任其职。并准许“风闻言事”。
宋代皇帝优礼士大夫，就是为了与其共同冶理天下。宣称“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也。”虽有虚伪之嫌。但是却开了约束皇权，君臣共天下的历史先河。朝廷出台政策，皇帝必须充分征求臣子意见，“熟议”之后方能颁行。否则臣下可以“封驳”，拒不执行皇帝的命令。而皇帝除了撤换大臣以外，别无他法，因此不敢“行乱政”。
此外，宋代还以“宗室成员不得任中枢要职”防诸王作乱，以健全科举制广纳贤才，以严格制度防宦官专权、后宫干政……在一系列严密而宽仁的政治制度推行下，文官制度使权力收纵自如，无尾大不掉之虞，造就了中国古代政治最为开明的时代。
“主柔臣强”成为宋代政治的显著特点。开明的政治，使宋代实现了集权下的“分权”，民主的曙光已经初现。而当时，非洲还是原始社会，美洲仍是一片蛮荒，欧洲则在血腥和黑暗中徘徊。拥有当时最先进政治制度和最民主作风的宋朝，遥遥领先于整个世界…
古今中外，几乎所有王朝和国家的衰亡都从道德沦丧开始，宋也不能独善其身。赵宋王朝也在历经了政治上从积极改革到意气用事再到私欲横行，军事上从求胜心切到战而不利再到一味求和，文化上从宽厚仁和到故步自封再到寡廉鲜耻，最终无可奈何的走向衰亡。
尽管赵匡胤以其超人的智慧设计出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政治制度，但他却无法保证自己的子孙能和自己一样雄才大略、知人善任，能够和自己一样勤国是，励精图治。宋最终走到国破家亡的地步，无不与他的不肖子孙道德沦丧和战略失误有关。
到了赵佶登基时，蔡京之流坐稳朝堂，君臣二人将人世间骄奢淫逸、荒唐无耻之事发挥到了极至。当朝君臣尤其是士大夫的无耻，造成“乱自上作”，“败自下生”，“社会灰化”，拥有“士人风骨”的社会精英，几乎全部被排斥在了权力核心之外。而统治面临崩溃的时候，反而是那些在野的社会精英成为抗敌救亡的中坚力量，书写了最为悲壮的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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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现代的国家制度，赵柽虽然不是深有研究，但是他也知道文官制度已经成为世界的主流，三权分立也成为现代民主国家的标志，这足以说明这种制度的先进性。设法立制，多是为了克服以往弊政，其所立之制，不乏可供后世借鉴之处。
“家天下”的政体本身就决定了这个制度是为维护赵氏政权的传承和统治服务的。赵匡胤即位后，深鉴五代时期五人专权跋扈之弊，所以才注重任用科举出身的文臣，他曾说：任命文臣为官，即使都去贪污，也比任用武将的危害小！可见制定的目的就是取代过去的贵族政治和武人政治，达到强干弱枝、尚文抑武的效果。
制度是好制度，也达到了预期的效果，巩固了**主义中央集权，照顾了方方面面的利益，较好地调整了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使宋朝统治的百余年间较少有大的**，从而保证了其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的大发展。但是由于历史的局限性和特殊性，宋代的文官制度也带来了各种严重的政治恶果。
首先，由于相权低落，台谏权重，致政出多门互相掣肋；官吏因循保守，冗官充斥于朝，行政效率低下。史称“今中书主民，枢密院主兵，三司主财务不相知。故财已匮而枢密院益兵不已；民已困而三司取财不已。中书视民之困而不知使枢密减兵，三司宽财以救民困者，制国用之职不在中书也。”这也导致金军已经渡过了黄河，而朝廷还没有商量出应对之策，可谓是莫大的讽刺。
另外，为牵制地方，宋室加设了许多官职，使官僚机构庞大。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与朝政；侍郎给事不领省职；左右谏议无言责，而起居郎、起居令人不执记事之笔；……至于仆射，尚书、丞、朗、朗中、员外、居其官不知其职者，秘书、殿中二省名存实亡，九寺、五监、尤为空官。但是不做事不等于不给开工资，这造成了财政拮据，国用日竭，十羊九牧成了真实的写照。
再者，中央集权虽有助消除军事割据，然矫枉过正，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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