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京少时便以高官为其志。曾有传言，在其求学时曾问卜，卜者言其‘此武官大使命，他时衣食不缺，余不可望也。’蔡京竟为此而大病一场，引为笑谈，足见其何等汲汲于富贵。况他极为善变，善于机巧，神宗大行后，旧党得势。蔡京随风转舵，立转而支持涑水先生，其要求五日之内恢复差役法，众官皆示难以如期完成。独其如约，悉改畿县雇役，无一违者；哲宗亲政，新党再度得势，蔡京立即摇身再变，即刻表示：取熙宁成法施行之尔。可见其狡诈，十年间，京再莅其事，成于反掌，前后相对。正是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陈东愤愤说道，对其十分鄙视。
“王荆公与神宗君臣相得甚欢，可谓千载一时，然而王荆公对神宗不时直言规谏，乃至面折廷争。与君若朋，然一言不合已志，必面折之，反复诸难，使人主伏弱乃已；而京一切投圣上所好，贡声色。起土木，运花石，以媚惑人主之心，岂止一味逢迎而已，他身为国相。志在逢君。”许宗衡言道。
“一言蔽之，王荆公不失为君子、诤臣。而蔡京则是个十足的奸佞之臣，王、蔡二人岂能混为一谈！”赵柽笑笑总结道。
“嗯，王爷所言令人顿悟，王荆公与东坡先生、涑水先生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正在于王荆公看到的是自己变法处于善意，为国为民，且仓廪丰满，税赋剧增。而东坡先生、涑水先生看到的却是新法执行的种种问题及实际社会效果。看问题的角度不同，结论截然不同，矛盾当然便无法调和！”陈东击掌言道，
“也可以这么说吧！”赵柽笑笑道，心却说果然‘年轻人’敢说，可也说到了点上，当年有着高度政治敏感的司马光，觉察到了变法的不妥，但具体哪里不妥限于其见识，他不可能作很准确的描述，只能通过变法造成的一些恶果来解释他反对变法的原因，在宋神宗面前不断和王安石争辩，却无法对变法方案作出有力辩驳，只能以“不妥”二字蔽之，结果造成了神宗认为他在无理取闹，他也不得不出走洛阳。
“圣人有‘体用、本末和义利之辨，王荆公即为圣人弟子，读的也是圣贤书，但其所谓’变风俗，立法度，最方今所急也…以礼义廉耻，由君子出故也’，以及‘当深念国体，有先后缓急’云云，一切尽为求财，有违圣人之意！”杨时道。
“龟山先生此话也不错，但圣人也是人，在其所处的时代和环境说出这些话，正恰如干旱逢霖，斗转星移，时过境迁，如今已过千年，有些话就有些不合时宜了！”赵柽喝了口水道，他明白自己和这些大儒讲这些，十个绑在一起都不是个，只能往务实上引导，“当年的熙宁变法，是以解决国用不足，或是府库不丰的问题为急务，并不是以发展民生经济为急务，而其在行动上与言中常用理财，确与圣人语和国体不合，且神宗皇帝一味地强调‘当今理财最为急务’，王荆公也不得不俯就、迎合这一旨意，以致激起朝臣之间的政争以至党争！”
几个人听赵柽说得新颖，也合情合理，频频点头，赵柽话锋一转道：“但错在王荆公当时用了不恰当的方式和不合适的人去做事，如果其以范公仲淹所说的厚农桑、开河渠等为号，实施‘农田水利法’，恐怕事情也更能为大部世人接受，就不会引起党争；而神宗帝和王王荆公强力推行新法，致使‘旧党’诸公退散，‘新党’又只能越次提拔了一些并非品学兼优的“‘财利之人’，他这就在变法的时机、策略和用人路线上犯了为政者大忌，为以后更加激烈的党争以及新党的愈变愈下埋下了祸根。”
“有理，今人在评论新旧两党之间的是非曲直时，皆以为旧党中多是一君子，而新党中除了王荆公之外尽是一些小人。”陈过廷插言道，“现在想来，王荆公得不到朝中重臣的支持，也只好找那些急于上进的新人。可这些人不仅缺乏历练，且把变法作为进身之阶，动机不纯，这些德行败坏、胸怀私心的人来主持变法，已然败了！”
“熙宁变法中正是因为吏缘为奸，掊克日深，民受其病，推行青苗法的提举官以多贷为有功，不问民之贫富，强行抑配。各级官吏则假新法之名而徇私舞弊，与民争利，搞得纷纷扰扰，莫安其居。”赵柽摇首苦笑道，“靠这样的官员去实施新法，新法只能成为他们的又一条生财之道，任凭王荆公有几不畏，也无法改变这种官场陋习。可惜王荆公急于求成，用人不查，错把上下官员都想象成像他一样是为国分忧、为民请命的清官。”
“唉，恩师颢也曾谈起，熙宁年间的党争本来也是其所要避免的，他与王安石虽道不同，但与之论事亦心平气和，荆公也多为之动，但言路好直者，必欲力攻取胜，由是荆公与言者成敌矣！”杨时想想王爷说得不无道理，“其后恩师又言：王介甫性狠愎，众人以为不可，则执之愈坚。君子既去，所用皆小人，争为刻薄，故害天下益深。使众君子未与之敌，俟其势久自缓，委屈平章，尚有听从之理，则小人无隙以乘，其为害不至此之甚也。”
‘王安石变法’在后世也多有争论，这方面的东西赵柽前世也曾看过，知道杨时其实他还有半句他没说，程颐后来反省说：新政之改，亦是吾党争之有太过，成就今日之事，涂炭天下，亦须两分其罪可也。现在杨时既然知道了，不管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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