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凤山所属的“飞鱼2号”是在十一月二十日跨过一个巨大的海湾(卡奔塔利亚湾),到达后世澳洲的巴马加小镇附近,登陆上岸补充了些淡水,稍事休整。次日继续北上,经过一串破碎的小岛,午后,来到大陆的最北端(约克角),然后顺着海岸线一路南下。
在十一月二十八日,到达了一处曲折的河湾,位于后世澳洲的凯恩斯市。至此,为期十五天的探索行动结束。期间,董凤山与黄铭方、张琪生共同探明了汉洲北部及东北角海岸线的地形地貌,并绘制了详细的海图,同时也标注了几处适合建立补给点的位置,为汉洲下一步控制并移民东海岸奠定了基础。
当“飞鱼2号”在十二月十二日,返回建业城码头时,发现码头两侧的山岭正在施工建造2号炮台和三号炮台。本来这两座炮台计划在八月底完工,但大量的移民房屋建设以及黑山城通往新淮安道路的水泥硬化,都极大的影响到这两座炮台的施工。
然而在十一月中旬,意外闯入的不明势力船只,让建业城感到了一丝危险气息。于是,齐天抽调了大量的建筑工人,在码头两侧的山岭开始建造和完善2号和3号炮台。鉴于这次敌船轰击炮台,有大量碎石飞溅,而且还有一个炮位上方的水泥挡板开裂。让齐天感受到,原来17世纪的舰炮威力也是如此之大。
如果敌船更多一些,舰炮再多轰击一阵,估计炮台的护墙根本无法遮挡,必然会被炮弹砸断头顶的水泥条石。既然如此,那我们继续加厚炮台掩体,三十多厘米水泥护墙不管用,那就加厚到一米。同时炮台掩体内部增设更多的硬木挡板,避免炮击后飞溅的碎石击伤炮手。
“大总管在建业城吗?”黄铭方与张琪生来到建业城民政府大楼,找到在此实习的同伴。
“还真巧,大总管在建业城!”纪玉林笑着说道:“他在制糖场。……怎么样,出去快一个月,想必收获不少。”
纪玉林是曹雄去年第一次到大明,带回的七十多个孩子的一员,今年才十六岁。上午课堂学习完毕后,下午就在民政府农事处实习。汉洲除了那些不满十五岁的孩子,基本上都是上午学习,下午到汉洲各个部门、工坊、农田,学堂,甚至乡兵队,进行半日实习。
目前汉洲的人口规模已达到了七千多,但大部分民众基本还在实行一种军屯管理模式。这种模式在移民到来的前几年实行,自然会节省大量的管理人员,还可以培养移民的组织纪律性。
但,随着移民逐渐生活稳定,必然会向往正常的社会组织模式。由此,就需要汉洲提前培养大量的中层和基层管理人员,为建立一种与大明截然不同的管理模式,做好准备。
齐天此时正在制糖场,看着工匠正在运用泥土的吸附性使糖浆脱色。
工匠们将熬好的黄黑色的糖浆倒入一种漏斗状的瓦溜之中,瓦溜下有一口大缸。工匠们用黄泥水淋下,使得原本糖浆中黑色的渣宰掉入缸内,而瓦溜中便剩下了白色的糖霜。凝结干了,便成了白色的砂糖。
齐天一直以为,白糖是在近代以后才有的,而在近代以前都是那种黄色或者黄黑色的糖浆模样。原来,在这个时期,咱们伟大的老祖宗,就已经可以制造白糖了。
其实,工匠运用泥土使糖浆脱色,在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里就有详细描述。元明时期,还有一种白砂糖脱色处理方法,就是利用鸭蛋清的凝聚澄清法。
这种方法是把少许搅打后的鸭蛋清加到甘蔗原汁中,然后加热,这时其中的着色物质及渣滓便与蛋清凝聚在一起,漂浮到液面上来。然后撇去,而使蔗汁变得澄清,黄褐色褪去。但用这种方法脱色究竟不彻底,而且不经济。后来大概只在制冰糖时才采用这种方法。
在中国,最早记载甘蔗种植及压榨制糖的是东周时代。公元前4世纪的战国时期,已有对甘蔗初步加工的记载。屈原的《楚辞·招魂》中有这样的诗句:“胹鳖炮羔,有柘浆些”。这里的“柘”即是蔗,“柘浆”是从甘蔗中取得的汁。说明战国时代,楚国已能对甘蔗进行原始加工。
西晋陈寿所著的《三国志·吴书·孙亮传》中,有亮使黄门以银椀并盖,就中藏吏取交州所献甘蔗饧……的记述。甘蔗饧是一种液体糖,呈粘稠状,是将甘蔗汁浓缩加工至较高浓度(粘稠),便于储存食用。
唐宋时期,制糖技术逐步得到发展,一些新的技术、新的工艺相继出现,土法制取的白糖、冰糖等新品种也相继出现,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制糖的理论著作。
8世纪中叶,中国制糖技术传到日本。13世纪左右,传入爪哇,成为该岛糖业的起源。15~16世纪,中国的侨民也在菲律宾、夏威夷等地传播制糖法。
北宋王灼于1130年间撰写出中国第一部制糖专著──《糖霜谱》。全书共分7篇,内容丰富,分别记述了中国制糖发展的历史、甘蔗的种植方法、制糖的设备(包括压榨及煮炼设备)、工艺过程、糖霜性味、用途、糖业经济等。
1637年初刊的宋应星所著《天工开物》卷六(《甘嗜》)中,记述了种蔗、制糖的各种方法,比《糖霜谱》一书更系统、更详尽。这些方法,在中国民间一直沿用到20世纪。书中记述的采用牛拉石辘(或木辘)多次压榨取汁的方法(压榨法),与现代的甘蔗多重压榨原理相似。在蔗汁澄清方面,书中首次总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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