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次讲过：一、神话是文艺的萌芽。二、中国的神话很少。三、所有的神话，没有长篇的。四、《汉书·艺文志》上载的小说都不存在了。五、现存汉人的小说，多是假的。现在我们再看六朝时的小说怎样？中国本来信鬼神的，而鬼神与人乃是隔离的，因欲人与鬼神交通，于是乎就有巫出来。巫到后来分为两派：一为方士；一仍为巫。巫多说鬼，方士多谈炼金及求仙，秦汉以来，其风日盛，到六朝并没有息，所以志怪之书特多，像《博物志》上说：
"燕太子丹质于秦，......欲归，请于秦王。王不听，谬言曰，令乌头白，马生角，乃可。丹仰而叹，乌即头白，俯而嗟，马生角。秦王不得已而遣之......"（卷八《史补》）
这全是怪诞之说，是受了方士思想的影响。再如刘敬叔的《异苑》上说：
"义熙中，东海徐氏婢兰忽患羸黄，而拂拭异常，共伺察之，见扫帚从壁角来趋婢床，乃取而焚之，嫂即平复。"（卷八）
这可见六朝人视一切东西，都可成妖怪，这正就是巫底思想，即所谓"万有神教"。此种思想，到了现在，依然留存，像：
常见在树上挂着"有求必应"的匾，便足以证明社会上还将树木当神，正如六朝人一样的迷信。其实这种思想，本来是无论何国，古时候都有的，不过后来渐渐地没有罢了。但中国还很盛。
六朝志怪的小说，除上举《博物志》《异苑》而外，还有干宝的《搜神记》，陶潜的《搜神后记》。但《搜神记》多已佚失，现在所存的，乃是明人辑各书引用的话，再加别的志怪书而成，是一部半真半假的书籍。至于《搜神后记》，亦记灵异变化之事，但陶潜旷达，未必作此，大约也是别人的托名。
此外还有一种助六朝人志怪思想发达的，便是印度思想之输入。因为晋，宋，齐，梁四朝，佛教大行，当时所译的佛经很多，而同时鬼神奇异之谈也杂出，所以当时合中，印两国底鬼怪到小说里，使它更加发达起来，如阳羡鹅笼的故事，就是：
"阳羡许彦于绥安山行，遇一书生，......卧路侧，云脚痛，求寄鹅笼中。彦以为戏言，书生便入笼，......宛然与双鹅并坐，鹅亦不惊。彦负笼而去，都不觉重。前行息树下，书生乃出笼谓彦曰：欲为君薄设。彦曰：
善。乃口中吐出一铜奁子，中具肴馔。......酒数行，谓彦曰：向将一妇人自随，今欲暂邀之。......又于口中吐一女子，......共坐宴。俄而书生醉卧，此女谓彦曰：
......向亦窃得一男子同行，......暂唤之............女子于口中吐出一男子......"
此种思想，不是中国所故有的，乃完全受了印度思想的影响。
就此也可知六朝的志怪小说，和印度怎样相关的大概了。但须知六朝人之志怪，却大抵一如今日之记新闻，在当时并非有意做小说。
六朝时志怪的小说，既如上述，现在我们再讲志人的小说。六朝志人的小说，也非常简单，同志怪的差不多，这有宋刘义庆做的《世说新语》，可以做代表。现在待我举出一两条来看：
"阮光禄在剡，曾有好车，借者无不皆给。有人葬母，意欲借而不敢言。阮后闻之，叹曰：吾有车而使人不敢借，何以车为？遂焚之。"（卷上《德行篇》）
"刘伶恒纵酒放达，或脱衣裸形在屋中。人见讥之，伶曰：我以天地为栋宇，屋室为裈衣，诸君何为入我裈中？"（卷下《任诞篇》）
这就是所谓晋人底风度。以我们现在的眼光看去，阮光禄之烧车，刘伶之放达，是觉得有些奇怪的，但在晋人却并不以为奇怪，因为那时所贵的是奇特的举动和玄妙的清谈。这种清谈，本从汉之清议而来。汉末政治黑暗，一般名士议论政事，其初在社会上很有势力，后来遭执政者之嫉视，渐渐被害，如孔融，祢衡等都被曹操设法害死①，所以到了晋代底名士，就不敢再议论政事，而一变为专谈玄理；清议而不谈政事，这就成了所谓清谈了。但这种清谈的名士，当时在社会上却仍旧很有势力，若不能玄谈的，好似不够名士底资格；而《世说》这部书，差不多就可以看做一部名士底教科书。
前乎《世说》尚有《语林》、《郭子》，不过现在都没有了。
而《世说》乃是纂辑自后汉至东晋底旧文而成的。后来有刘孝标给《世说》作注，注中所引的古书多至四百余种，而今又不多存在了；所以后人对于《世说》看得更贵重，到现在还很通行。
此外还有一种魏邯郸淳做的《笑林》，也比《世说》早。
它的文章，较《世说》质朴些，现在也没有了，不过在唐宋人的类书上所引的遗文，还可以看见一点，我现在把它也举一条出来：
"甲父母在，出学三年而归，舅氏问其学何所得，并序别父久。乃答曰：渭阳之思，过于秦康。（秦康父母已死）既而父数之，尔学奚益。答曰：少失过庭之训，故学无益。"（《广记》二百六十二）
就此可知《笑林》中所说，大概不外俳谐之谈。
上举《笑林》，《世说》两种书，到后来都没有什么发达，因为只有模仿，没有发展。如社会上最通行的《笑林广记》，当然是《笑林》的支派，但是《笑林》所说的多是知识上的滑稽；而到了《笑林广记》②，则落于形体上的滑稽，专以鄙言就形体上谑人，涉于轻薄，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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