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急于要造出大群的新的战士,但同时,在文学战线上的人还要"韧"。所谓韧,就是不要像前清做八股文的"敲门砖"似的办法。前清的八股文,原是"进学"做官的工具,只要能做"起承转合",借以进了"秀才举人",便可丢掉八股文,一生中再也用不到它了,所以叫做"敲门砖",犹之用一块砖敲门,门一敲进,砖就可抛弃了,不必再将它带在身边。这种办法,直到现在,也还有许多人在使用,我们常常看见有些人出了一二本诗集或小说集以后,他们便永远不见了,到那里去了呢?是因为出了一本或二本书,有了一点小名或大名,得到了教授或别的什么位置,功成名遂,不必再写诗写小说了,所以永远不见了。这样,所以在中国无论文学或科学都没有东西,然而在我们是要有东西的,因为这于我们有用。(卢那卡尔斯基是甚至主张保存俄国的农民美术,因为可以造出来卖给外国人,在经济上有帮助。我以为如果我们文学或科学上有东西拿得出去给别人,则甚至于脱离帝国主义的压迫的政治运动上也有帮助。)但要在文化上有成绩,则非韧不可。
最后,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我记得好像曾听到过这样一句话:"反动派且已经有联合战线了,而我们还没有团结起来!"其实他们也并未有有意的联合战线,只因为他们的目的相同,所以行动就一致,在我们看来就好像联合战线。而我们战线不能统一,就证明我们的目的不能一致,或者只为了小团体,或者还其实只为了个人,如果目的都在工农大众,那当然战线也就统一了。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年四月一日《萌芽月刊》第一卷第四期。)
我们要批评家
看大概的情形(我们这里得不到确凿的统计),从去年以来,挂着"革命的"的招牌的创作小说的读者已经减少,出版界的趋势,已在转向社会科学了。这不能不说是好现象。最初,青年的读者迷于广告式批评的符咒,以为读了"革命的"创作,便有出路,自己和社会,都可以得救,于是随手拈来,大口吞下,不料许多许多是并不是滋养品,是新袋子里的酸酒,红纸包里的烂肉,那结果,是吃得胸口痒痒的,好像要呕吐。
得了这一种苦楚的教训之后,转而去求医于根本的,切实的社会科学,自然,是一个正当的前进。
然而,大部分是因为市场的需要,社会科学的译著又蜂起云涌了,较为可看的和很要不得的都杂陈在书摊上,开始寻求正确的知识的读者们已经在惶惑。然而新的批评家不开口,类似批评家之流便趁势一笔抹杀:"阿狗阿猫"。
到这里,我们所需要的,就只得还是几个坚实的,明白的,真懂得社会科学及其文艺理论的批评家。
批评家的发生,在中国已经好久了。每一个文学团体中,大抵总有一套文学的人物。至少,是一个诗人,一个小说家,还有一个尽职于宣传本团体的光荣和功绩的批评家。这些团体,都说是志在改革,向旧的堡垒取攻势的,然而还在中途,就在旧的堡垒之下纷纷自己扭打起来,扭得大家乏力了,这才放开了手,因为不过是"扭"而已矣,所以大创是没有的,仅仅喘着气。一面喘着气,一面各自以为胜利,唱着凯歌。旧堡垒上简直无须守兵,只要袖手俯首,看这些新的敌人自己所唱的喜剧就够。他无声,但他胜利了。
这两年中,虽然没有极出色的创作,然而据我所见,印成本子的,如李守章的《跋涉的人们》,台静农的《地之子》,叶永秦的《小小十年》前半部,柔石的《二月》及《旧时代之死》,魏金枝的《七封信的自传》,刘一梦的《失业以后》,总还是优秀之作。可惜我们的有名的批评家,梁实秋先生还在和陈西滢相呼应,这里可以不提;成仿吾先生是怀念了创造社过去的光荣之后,摇身一变而成为"石厚生",接着又流星似的消失了;钱杏邨先生近来又只在《拓荒者》上,搀着藏原惟人,一段又一段的,在和茅盾扭结。每一个文学团体以外的作品,在这样忙碌或萧闲的战场,便都被"打发"或默杀了。
这回的读书界的趋向社会科学,是一个好的,正当的转机,不惟有益于别方面,即对于文艺,也可催促它向正确,前进的路。但在出品的杂乱和旁观者的冷笑中,是极容易雕谢的,所以现在所首先
喜欢二心集请大家收藏:(m.iuu123.com),爱优小说网更新速度最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