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玄同从八月起，开始到会馆来访问，大抵是午后四时来，吃过晚饭，谈到十一二点钟回师大寄宿舍去。查旧日记八月中九日，十七日，二十七日来了三回，九月以后每月只来一回。鲁迅文章中所记谈话，便是问抄碑有什么用，是什么意思，以及末了说“我想你可以做一点文章”，这大概是在头两回所说的。“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灭这铁屋的希望，”这个结论承鲁迅接受了，结果是那篇《狂人日记》，在《新青年》次年五月号发表，它的创作时期当在那年初春了。
一〇新青年
在与金心异谈论之前，鲁迅早知道了《新青年》的了，可是他并不怎么看得它起。那年四月我到北京，鲁迅就拿几本《新青年》给我看，说这是许寿裳告诉的，近来有这么一种杂志，颇多谬论，大可一驳，所以买了来的。但是我们翻看了一回之后，也看不出什么特别的谬处，所以也随即搁下了。那时《新青年》还是用的文言文，虽然渐渐你吹我唱的在谈文学革命，其中有一篇文章还是用文言所写，在那里骂封建的贵族的古文。总结的说一句，对于《新青年》总是态度很冷淡的，即使并不如许寿裳的觉得它谬，但是在夏夜那一夕谈之后，鲁迅忽然积极起来，这是什么缘故呢？鲁迅对于文学革命即是改写白话文的问题当时无甚兴趣，可是对于思想革命却看得极重，这是他从想办《新生》那时代起所有的愿望，现在经钱君来旧事重提，好像是在埋着的火药线上点了火，便立即爆发起来了。这旗帜是打倒吃人的礼教！钱君也是主张文学革命的，可是他的最大的志愿如他自己所说，乃是“打倒纲伦斩毒蛇”，这与鲁迅的意思正是一致的，所以简单的一场话便发生了效力了。鲁迅小说里的被损害与侮辱的人们中间，如《明天》的单四嫂子与宝儿，《风波》里的七斤嫂与六斤，《祝福》里的祥林嫂与阿毛，都是些孤儿寡妇（七斤嫂自当除外），这色彩便很明显，在同时代的小说家中正可以说是惟一的吧。
一一茶饭
补树书屋的南头房间西南角是床铺，东南角窗下一顶有抽屉的长方桌，迤北放着一只麻布套的皮箱，北边靠板壁是书架，并不放书，上隔安放茶叶火柴杂物以及铜元，下隔堆着新旧报纸。书架前面有一把藤的躺椅，书桌前是藤椅，床前靠壁排着两个方凳，中间夹着狭长的茶几，这些便是招待客人的用具，主客超过四人时可以利用床沿。盛夏天热时偶然把椅子搬放檐下，晚间槐蚕不吊下来了，可以凉爽些，但那是不常有的。钱玄同来时便靠在躺椅上，接连谈上五六小时，十分之八九是客人说话，但听的人也颇要用心，在旧日记上往往看到睡后失眠的记事。平常吃茶一直不用茶壶，只在一只上大下小的茶杯内放一点茶叶，泡上开水，也没有盖，请客吃的也只是这一种。饭托会馆长班代办，菜就叫长班的大儿子（算是听差）随意去做，当然不会得好吃，客来的时候到外边去叫了来。在胡同口外有一家有名的饭馆，还是李越缦等人请教过的，有些拿手好菜，如潘鱼，砂锅豆腐等，我们当然不叫，要的大抵是炸丸子，酸辣汤，拿进来时如不说明便不知道是广和居所送来的，因为那盘碗实在坏得可以，价钱也便宜，只是几吊钱吧。可是主客都不在乎，反正下饭总是行了，擦过了脸，又接连谈他们的天，直到半夜，佣工在煤球炉上预备足了开水，便径自睡觉去了。
一二办公事
鲁迅在会馆里的工作时间大抵在夜间，晚饭后如没有来客，也是闲谈，到九十点钟回到自己的房里，动手工作，大概总到一两点钟才睡觉。第二天早上在十时前起来，照例什么点心都不吃，洗过脸喝过茶便往教育部去了。他在那里办的也只是例行公事吧，只有一回见到中华书局送到部里来请登记还是审定的《欧美小说丛刊》，大为高兴。这是周瘦鹃君所译，共有三册，里边一小部分是英美以外的作品，在那时的确是不易得的，虽然这与《域外小说集》并不完全一致，但他感觉得到一位同调，很是欣慰，特地拟了一个很好的评语，用部的名义发了出去。这样同类的事情，据我所知道，似乎此外还没有第二件。他曾参与整理那内阁大库的有名的八千麻袋废纸的事，却不记得他讲过其中的什么故事，只是敦煌千佛洞的古写本运京的时候，他知道有些京官老爷在这劫余的经卷中，又窃取了不少，账上数目不符，便将较长的卷子一撕作两，补足缺数。这些人都有名字，但是听他说话的人与他们都不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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