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修养是句比较旧式的话，它的意思大略近于现代的“文艺学习”，不过更是宽泛一点，也就好讲一点。鲁迅的著作，不论小说或是杂文，总有一种特色，便是思想文章都很深刻犀利。这个特色寻找它的来源，有人说这是由于地方的关系。因为在浙江省中间有一条钱塘江，把它分为东西两部分，这两边的风土民情稍有不同，这个分别也就在学风上表现了出来。大概说来，浙西学派偏于文，浙东则偏于史，就清朝后期来说，袁随园【1】与章实斋【2】，谭复堂【3】与李越缦【4】，都是很好的例子。再推上去，浙东还有毛西河【5】，他几乎专门和“朱子”朱晦庵【6】为难，攻击的绝不客气，章实斋李越缦不肯犯“非圣无法”的嫌疑，比起来还要差一点了。拿鲁迅去和他们相比，的确有过之无不及，可以说是这一派的代表。不过这一种议论，恐怕未免有唯心论的色彩，而且换句话说，无异于说是“师爷”派，与“正人君子”的代言人陈源的话相近，所以不足为凭，现在可以不谈。但是，说部分影响当然是有的，不但他读过《文史通义》和《越缦堂日记》，就是只听祖父介孚公平日的训话，也是影响不小了。介孚公晚年写有一册《恒训》，鲁迅曾手抄一本，保存至今，其中所说的话什九不足为训，可以不提，但是说话的谿刻，那总是独一的了。
我们客观一点寻找鲁迅思想文章的来源，可以分两方面来说，一是本国的，二是外国的。说到第一点，他读得中国古书很多，要具体的来说不但烦琐，也不容易，我们只好简单的来综结一句，他从那里边获得了两件东西，即是反封建礼教的思想，以及唯物思想的基础。读者们应当记得他在《朝花夕拾》中有一篇“二十四孝”，那是极好的资料，说明他反礼教思想的起源。《二十四孝》据说是“朱子”所编教孝的通俗书，专门发挥“三纲”中的“父为子纲”的精义的。书却编得很坏，许多迂阔迷信，不近人情，倒也罢了，有的简直凶残无道，如“郭巨埋儿”这一节，在鲁迅的文章里遭到无情的打击，这也就显示它给他的刺激是多么的大。历代稍有理性的文人大抵都表示过反对，可是只单独的说一遍，没有什么力量，鲁迅多看野史笔记，找到许多类似的事实，有如六朝末武人朱粲以人为军粮，南宋初山东义民往杭州行在，路上吃人肉干当干粮，一九〇六年徐锡麟暗杀恩铭，被杀后心肝为卫兵所吃，把这些结合起来，得到一句结论曰礼教吃人。这个思想在他胸中存在了多少年，至一九一八年才成熟了，以《狂人日记》的形式出现于《新青年》上，不但是新文学的开始，也是反礼教运动的第一阵。他的唯物思想的根苗并不出于野史笔记，乃是从别个来源获得的。说来也觉得有点奇怪，这来源是佛经一类的书籍。他读古书，消极方面归纳得“礼教吃人”，建立起反封建道德的思想，但积极方面也得到益处，了解祖国伟大的文化遗产。他爱好历代的图画，后来兴起板画运动，辑录史地佚书，唐以前古逸小说，都有很大的成就。词章一方面他排斥历来的“正统派”，重新予以估价，看重魏晋六朝的作品，过于唐宋，更不必说“八大家”和桐城派了。中国佛经有许多种都是唐以前译出的，因此可以算是六朝的作品，他便以这个立场来加以鉴赏。鲁迅从谢无量的兄弟，留学印度的万慧法师那里听到说，唐朝玄奘的译经非常正确，但因为求忠实故，几乎近于直译，文字很不容易懂。反过来说，唐以前即六朝的译经，比较自由，文词流畅华丽，文艺价值更大。鲁迅曾初读佛经，当作六朝文看，并不想去研究它里边的思想，可是不意他所受的影响却正是属于思想的。他看了佛经结果并不相信佛教，但是从本国撰述的部类内《弘明集》中，发见了梁代范缜的《神灭论》，引起他的同感，以后便成了神灭论者了。手边没有《弘明集》，不可能来引用说明，就所记得的说来，大体是说神不能离形而独存，最有名的譬喻是用刀来比方，说形体是刀，精神是刀锋，刀锋的锐利是因刀而存在，刀灭则刀锋（利）也就灭了，因此神是也要与形俱灭的。鲁迅往南京进了矿路学堂，学习自然科学，受到了科学洗礼，但是引导他走向唯物路上去的，最初还是范缜的《神灭论》，后来的科学知识无非供给更多的证据，使他更坚定的相信罢了。
鲁迅从外国文学方面学习得来的东西很多，更不容易说，现在只能很简单的，就他早期写小说的时代来一谈。他于一九〇六年从医学校退学，决意要来搞文艺运动，从办杂志入手，并且拟定名称曰“新生”。计划是定了，可是没有资本，同人原来也只是四名，后来脱走了一个，就只剩下了三人，即是鲁迅，许寿裳和我。《新生》的运动是孤立的，但是脉搏却与当时民族革命运动相通，虽然鲁迅并不是同盟会员。那时同盟会刊行一种机关报，便是那有名的《民报》，后来请章太炎先生当总编辑，我们都很尊重，可是它只着重政治和学术，顾不到文艺，这方面的工作差不多便由《新生》来负担下去。因为这个缘故，《新生》的介绍翻译方向便以民族解放为目标，搜集材料自然倾向东欧一面，因为那里有好些“弱小民族”，处于殖民地的地位，正在竭力挣扎，想要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俄国虽是例外，但是人民也在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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