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小到个人生活，跟对人、与对的人交朋友、用对人，也是非常重要的事。在工作中作为一名普通员工，能够明智地跟随一位富于才干、有前途的领导，就算你是一个庸人也会随着领导的水涨船高而有所收获；如果你是一个很有才干的人，那就会为你提供一个事业大发展的平台，为你的发展助一臂之力。有句俗话说得好，选对公司，不如跟对人。如果你是一位领导，任用一位有才干的人或者一位只知道阿谀奉承却没什么才干的人，对你事业的影响那是显而易见的，有才干的人能助你一臂之力，关键时刻靠得住；阿谀奉承的人会让你感觉很舒服，却不会对你的事业有什么好处，甚至还有坏处，就算这样的人有一些才干，关键时刻需要他的时候，恐怕跑得比谁都快。在生活中，与对的人交朋友，交一个知心朋友的重要性，几乎所有人都是有过体会的，在这里不需要重复了。由此也可以看出跟对人、用对人的重要性。
要跟对人、用对人，首先就要认识人，认识清楚一个人。如果不能正确地认识清楚一个人，跟对人、用对人也无从谈起。我们在看一个人时，很注重第一感觉，第一感觉认为这个人好，值得跟随、交往或者使用，或者认为这个人不值得跟随、交往或使用。这种第一感觉认为怎么怎么样，实际上就是人的各种感官对人的外表、气质、精神状态的一个综合评价。这种第一感觉对人的评价经过不断的总结与实践，也就形成了识人术——相学或者相术。
当然，最初的相术所针对的并不是普通人，而是圣人、贵人，是要从普通人中去发现圣人、贵人。这是因为，最初的相术来自于人们日常生活经验的总结，只有圣人、贵人的特异之相才可能引起他们的兴起，使他们去总结。像史书中记载的，舜有重瞳也就是眼睛中有两个瞳孔，女娲与伏羲人首蛇身，这都是圣人们生具异相的例子。正因为圣人、贵人生具异相，后世的人为了证明自己是不平凡的人，而去按照古代圣人的样子把自己粉饰成圣人，汉高祖刘邦就是最典型的例子，他的“隆准而龙颜，美须髯，左股有七十二黑子”正是为了证明他是真命天子而作的粉饰。
相术从最初的相圣人逐渐过渡到了相普通人，在春秋时期出现了第一位有名有姓的相学家叔服。据《左传?文公元年》记载，他曾为鲁国公孙敖的两个儿子相过面。两汉时期，凡是发达显贵的人都有相面的故事流传下来，像周亚夫、卫青、李广等。周亚夫在担任河内太守时，汉初著名的相术大师许负曾给他看相，认为他三年后为侯，封侯八年后为丞相，掌握国家大权，位尊任重，在众臣中将首屈一指，再过九年会饿死；卫青在还是平阳公主家奴时，也有相者为他看相，认为他“贵人也，官至封侯”，这些后来都得到应验。
到隋唐五代时，相学有了跨越性的发展，五代时期的麻衣道者著有《麻衣神相》一书，是当时相学集大成之作，成为后世学相学者必读之书。相传是他弟子的传奇人物陈抟又写成了《神相全篇》一书，是当时最完备的相学书籍，对后世影响很大。明代袁珙号柳庄居士，他的《柳庄神相》对后世也影响颇大。
到了清代则要推曾国藩，其识人看人的全部学问都在《冰鉴》一书里。要讲曾国藩的相学，首先要讲一下相学的两大分支，一是江湖派，一是文士派。这两派的渊源在于相术最初看人的方法，即通过人的外表、气质还是精神状态去看人，江湖派着重于通过外表去认识人，重视实践而轻理论，重视奇异的面相而轻视普通的面相。而文士派则重视通过精神状态也就内在的“神”的观察去看人，并注重在实践基础上的理论总结。用曾国藩的话说就是，江湖重“形骸”，文人重“神骨”。前面提到的许负、麻衣道者、陈抟、袁珙都是江湖派的代表，文士派则有汉魏时期著有《人物志》的刘劭、曾国藩等。尽管相学分为文士、江湖两派，但《麻衣神相》仍然是相学界首推的书籍。
曾国藩的相学是文士派首屈一指的。他认为，人内在的精神状态——“神”是人之所以为人，之所以区别于他人的根本属性，就像稻谷去掉了谷壳变成米，虽然失去了谷壳，但其精华“米”仍然存在；就像大山上地表的土石已经支离破碎，但山仍然屹立在那儿没有崩溃，这是因为山的内部有石头在支撑。这就相当于你无论换了多少件衣服，你还是你；无论你的衣服多么破烂，你也还是你，你始终存在。
在这里，内在精神状态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包括人的意志力、行动力、生命力、注意力以及气质、风度、神态等。与内在精神状态——“神”对应的“形”，也是一个广义的概念，它指人的一切形体、外貌，包括面貌、体态等一切外在表象。
在曾国藩看来，“神”孕育于人体内，不自觉的会流露于外，通过各种“形”表现出来，这才使得人们能观察“神”。因而曾国藩既不像江湖派重形轻神，也不像文士派重神轻形，而是形神并重以神为主，毕竟他还是文士派的一员。神的流露于外主要是透过人的眼睛来完成的，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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