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世系图（从（一）到（八）为定难节度使的传授）
第二节宋初的政策和后来腐败的情形
宋朝的对外，既如此失败，而内政也日即于腐败。原来宋初所患的；便是：禁军的骄横，藩镇的跋扈。
禁军是承五代的余习，时时想把天子卖给别人（这时候的天子，原是节度使变的。他们看了他，还和前此的节度使一样。卖一次，总有一班人得升官发财）。藩镇之所以跋扈，是由于他一个人常兼统数郡；既有兵权在手里，支郡（节度使所管而非其所治的，谓之支郡）自然给他压倒。于是先把财政把持起来；地方上的款项，都用“留使”、“留州”的名目，开销净尽；只把一小部分“上贡”给国家。这还是表面上服从中央的；和中央断绝关系的，就自然一个大钱也没有了。既有了钱，就再拿来养兵，以违抗中央政府。
宋太祖得天下之后，自然首先要除掉这种弊病。所以乾德初，就面讽带禁军的石守信等，解除兵柄；开宝初，又因藩镇王彦超等入朝，讽他们也把兵柄解除（参看《宋史》诸人的本传）。这就是所谓“杯酒释兵权”，不至于时时怕“肘腋之变”。外面有兵柄的，又先去掉几个，事情自然就好办了。于是以后节度使有出缺的，就都用文臣代他。
命以前节度使所管的支郡，都直隶京师。
在诸州设立通判，一切事情，皆得直达朝廷。
各路皆设转运使，以管理一路的财赋。诸州的经费，除本地的开支外，悉送阙下。各州精壮的兵，都送到京师，升为禁军。其留本州的，谓之厢军：大都老弱，而且不甚教阅，不过给役而已。
各处要兵防守的地方，再派中央的兵出去，一年一换，谓之“番戍”。
这种政策推行以后，中央集权的形势就很稳固；唐中叶以后的弊病，就都除掉了。然而日久便腐败起来。你道为什么？原来：
1.宋初务弱外兵。其后中央的军政，不加整顿，禁军也弄得很腐败。番戍原是叫兵士习劳的意思；然而不熟悉戍守地方的形势，以致遇有战事，毫无用处（西夏造反的时候，陕西屯兵数十万，然而缓急时候，仍旧要倚仗民兵。后来就大签乡民为兵，弄得十分骚扰）；倒反借此要索衣粮，看得出戍一次，是一个要钱的机会。又历代厢军升为禁军的很多；每遇荒年，又把招兵看做救荒的政策，于是兵数骤增。
开宝（太祖年号，公元968—976年）378000人
至道（太宗年号，公元995—997年）666000人
天禧（真宗年号，公元1017—1021年）912000人
庆历（仁宗年号，公元1041—1048年）1259000人
治平（英宗年号，公元1064—1067年）1162000人
2.在财政上，宋初用度尚小；平吴、蜀、江南、荆南、湖南、南汉诸国，都颇得其蓄积，所以颇称富饶。后来兵多而官也多；真宗又因外交上的关系，去封泰山，祠汾阴（这件事，散见于《宋史》寇准、丁谓、王旦、王钦若诸人传中，然而并不是真相。据《宋史》说：澶渊之役，寇准主亲征，王钦若主迁都。和议既成，真宗颇优待寇准，寇准也自鸣得意。王钦若内怀惭愧，就对真宗说：澶渊之役，实在是“城下之盟”，寇准以陛下为“孤注”耳。真宗颇以“城下之盟”四字为耻，问他有什么法子，可以雪耻？王钦若说：只有封禅，于是妄言有天书降，就出去封泰山，祠汾阴。以封禅为雪耻的方法，真宗愚不至此。宋朝人素好说话，果然如此，断不能不起哄的；然而当时也并没有多少人反对，可知其中一定别有用意。《真宗·本纪赞》说：“契丹.其主称天，其后称地，一岁祭天，不知其几；猎而手接飞雁，鸨自投地，皆称为天赐。祭告而夸耀之。宋之诸臣，意者欲假是以动敌人之听闻，而潜销其窥伺之心欤？”颇得当时的真相），未必吓得倒敌人。而因此大兴土木，广营斋醮，财政的耗费，倒弄得一天大似一天；仁宗在位岁久，万事因循；更加以陕西的用兵，财政更形竭蹶。原来宋朝最为无名的费用，是“郊祀”（祭天时的赏赐。至道末，五百余万缗。景德〈真宗年号，公元1004—1007年〉七百余万缗。仁宗时，一千二百余万缗、“养兵”、“宗室吏员冗禄”〈真宗时，九百七十八万五千缗。仁宗时，一千二百万缗。〉治平视皇祐〈仁宗年号〉，增十之三。元祐〈哲宗年号〉则一倍皇祐，四倍景德）三项，其数都日有加增。所以它的岁入，是：
至道末22245800缗
天禧末150850100缗
皇祜元126251964缗
治平二116138405缗
天禧末的岁出，是126775200缗，还有盈余。治平二年的岁出，是120343174缗，再加以非常出（临时经费）11521278缗，就不足15726047缗了。
3.宋朝的政治，还有一种毛病，便是防弊太甚。不但削弱外官的权柄，便对于中央的官，也是如此。唐中叶以后，因为宦官掌握兵权，枢密使一职，就渐渐尊重，前面已经说过了（前篇第十五章第一节，本篇第一章第四节）。却到五代时，还相沿设立此官，改用士人，宋朝也是如此。又唐朝中叶以后，因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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