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则书传传说，为什么要说文字起于黄帝时代呢？按《易·系辞》说：
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
则书契之用，是到黄帝时才广的，以前不过仍用之于“升封刻石”等事。所以大家都说书契是起于黄帝时了。
《说文解字》序又说：
仓颉之初作书，盖依类象形，故谓之文；其后形声相益，即谓之字。文者，物象之本（各本无此六字，段玉裁注本，依《左传》宣十五年《正义》补）；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著于竹帛谓之书；书者，如也。以迄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封于泰山者七十有二代靡有同焉（按：封于泰山者七十二代——这句话原不必真，然而照古人的意思说起来，自多在黄帝以前；许慎的意思，也未必有异。照此处文义看起来，却像这七十二代，就在三王五帝之世似的；这是古人文法疏略，不可以辞害意）。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二曰“象形”……三曰“形声”……四曰“会意”……五曰“转注”……六曰“假借”……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与古文或异。至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其后诸侯力政，不统于王，恶礼乐之害己，而皆去其典籍。分为七国，田畴异亩，车涂异轨，律令异法，衣冠异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闻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斯依《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作《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作《博学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颇省改，所谓小篆者也。是时秦烧灭经书，涤除旧典；大发吏卒，兴戍役，官狱职务繁，初有隶书，以趣约易，而古文由此绝矣。
许慎的《说文解字》序，向来讲“文字的历史”的，都根据它。我却有点疑心，为什么呢？一、既然说“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为什么“保氏六书”，却有这样的整齐？二、从李斯作《仓颉篇》，赵高作《爰历篇》，胡毋敬作《博学篇》之后，还有司马相如的《凡将篇》，史游的《急就篇》，李长的《元尚篇》，扬雄的《训纂篇》，班固的《十三章》，贾鲂的《滂喜篇》，都是整句韵语（《凡将》七言；《急就》前多三言，后多七言；其余都是四言。这一条根据段氏《说文解字注序》，可参看原书），一体相承，体例没有改变。既然保氏时代，就有很整齐的六书，为什么许慎以前，没一个人想到，照《说文》的体例，依字形分部编一部字书（整句韵语，是文字为用未广，学问靠口耳相传时代的东西。《仓颉》、《爰历》……正合这种体裁，所以汉朝尉律试学童“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见《许叙》〉，籀就是背诵〈从段氏说〉，可见当时教学童，都是如此的。若照《周礼》保氏教国午以六书的说法，是教小孩子的，不用《三字经》、《十字文》，反用《康熙字典》一类的字书了。哪有此理）？三、许慎说“及孔子书《六经》，左丘明作《春秋传》，皆以古文”。这句话的根据就在他下文。所谓“壁中书者，鲁恭王坏孔子宅，而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又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他又说“郡国亦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之古文，皆自相似”。按他上文说秦朝时候，明说“而古文由此绝矣”，终西汉一朝，并没提起古文。到王莽时的六书，才有所谓“一曰古文，孔子壁中书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异者也”。则古文是根据壁中书，奇字想就是根据山川鼎彝的。然而现在《说文》一书中，所存“古文”、“奇字”，实属寥寥无几，果使所谓古文者不过如此，和小篆算得什么异同？后世“于山川得鼎彝”一类的事情很多（研究他的人就是小学中的金石一派），所载的文字，分明和许书不尽相合。四、而且六书的说法，仅见于《汉书·艺文志》，许慎《说文解字》序和《周礼》保氏注引先郑的说法，此外都没有。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提及，难道周代相传的掌故，西汉时代没有一个人晓得吗？
所以我疑心：六书的说法，是本来没有的。这种说法，是汉代的人，把古人的文字，就字形上来研究所得的结果。并不是周代保氏，就有这种说法。所谓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并不是从战国时代起的。中国的文字，战国以前本来是大体相同，而各国都有小异的。直到秦并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罢其不与秦文合者”，才统一（说“罢其不与秦文合者”，则大体相合可知。“言语异声，文字异形”，是从七国时代起，他无证据，只有《周礼》上大行人“七岁属象胥，谕言语，协辞令，九岁属瞽史，谕书名，听声音”，可以做周室盛时，言语不异声、文字不异形的证据。然而这句话，除《周礼》以外，也是他无证据的），既然六书的说法，是汉末的人研究所得的结果；那么，从此以前，中国的文字是绝无条理的。不过有《仓颉》、《爰历》一类的书，像后世的《三字经》、《千字文》一般，给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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