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的前后废帝，齐的郁林王，陈的后主，都是这一路人。为什么这样淫暴的君主，专出在这个时候？原来一国的文化，绝不是普及于全社会里的各阶级的。这种人，都是沉没在社会的下层的。历朝开国的君主，固然都是这一种人，然而得国之后，总要偃武修文，一两传后，就把这种性质变掉。独有南北朝时代，它的政府始终没改掉军阀的性质，就自然产出这一种人。这也可见得武人当权的弊窦。
至于北方，则当时始终在异族政府之下，而异族的君主也是极淫暴的。我如今再举个石虎为例。
季龙性既好猎，其后体重，不能跨鞍，乃造猎车千乘，辕长三丈，高一丈八尺。置高一丈七尺格兽车四十乘，立sān_jí行楼二层于其上。克期将校猎，自灵昌津，南至荥阳，东极阳都，使御史监察其中qín_shòu，有犯者罪至大辟。御史因之擅作威福，百姓有美女好牛马者，求之不得。便诬以犯兽，论死者百余家。海、岱、河、济间人无宁志矣。又发诸州二十六万人修洛阳宫。发百姓牛二万余头配朔州牧官。增置女官二十四等，东宫十有二等。诸公侯七十余国，皆为置女官九等。先是大发百姓女二十以下十三以上三万余人，为三等之弟，以分配之。郡县要媚其旨，务于美淑。夺人妇者，九千余人。百姓妻有美色，豪势因而胁之，率多自杀。石宣及诸公及私令采发者，亦垂一万，总会邺宫。季龙临轩简弟诸女，大悦，封使者十二人皆为列侯。自初发至邺，诸杀其夫及夺而遣之，缢死者三千余人，荆、楚、扬、徐间，流叛略尽，宰守坐不能绥怀，下狱诛者五十余人（《晋书·载记第六》）。
当时北朝里这种残暴不仁的人极多，其最甚的，就是刘聪、刘曜、苻生、赫连勃勃等。北齐的文宣帝、武成帝、后主等，虽然系出汉族，然而久已和胡人同化，也可以认他们做胡人。其中也有一派比较文明一点的，便是鲜卑慕容氏、氐苻坚和北魏孝文帝等。这个大约因各族感受汉族文化的不同而异。当时诸族之中，最淫暴的，是胡、羯；鲜卑、氐、羌，都比较文明些。这个也有个缘故。汉朝的征服异族，对于匈奴用力最多，所以当时的匈奴虽然降服，还时时存一怕它复叛的心，养之如骄子（看《前后汉书·匈奴传》。便可知道）。至于氐、羌两族，却又不免凌侮它。只有鲜卑，住在塞外，和汉族的关系较疏。既不受汉族的压迫，也不能压迫汉族。两族的关系，虽然也有时小小用兵，然而大体上，却总是通商往来的一种平和关系。所以匈奴因受优待而骄；氐、羌两族，又因受压迫，而不能为正当的发展。只有鲜卑人，最能吸收汉族的文化。所以他们灭亡的时候，也是不同。胡、羯是暴虐不已，终于自毙的。鲜卑却是吸收了汉族的文化，慢慢儿同化的（氐、羌人数较少，所以和别一族融合，较为容易）。北魏孝文帝的厉行改革，读史的人都说他是失策。这种观察，也是误谬了的。议论他的人，不过说他是：从此以后，就同化于汉族，失掉本来雄武的特质。然而不如此，难道想永远凭借着武力和汉族相持吗？后来的女真、满洲，都是实行这种政策的，然而“其效可睹”了。这个且待后来再行详论。总而言之，以塞外游牧的民族，侵入中国，其结果，和汉族同化而融合，是不可避免的。只看你决心走哪一条路罢了。那么，是拣胡羯的一条路走呢？还是拣鲜卑的一条路走呢？这种道理，难道北魏孝文帝都能晓得吗？这也未必其然，不过一种爱慕文化的心理，实在能够教人消灭种族之见罢了。这也可见得文化是天下的公物，实在有益于平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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