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出头，在湖南卫视时，我采访黄永玉，问他的“人生哲学”是什么？
他说两个字：“寻常。”
我心想，这也叫哲学吗？
“天上那么多高干子弟，七仙女为什么要下凡嫁董永？”他说，“因为她什么都有，只缺寻常。”
我听不懂。
北京奥运，我和摄像老王领了主新闻中心的记者证，任务是报道每天的例行新闻发布会。每天中午干完活就没事了，这个证不能进运动员采访区，但可以看所有的比赛。我坐在大门口小圆桌边，撕了半天餐巾纸，团了好多小球，说：“老王，要不……咱们再做点什么再去看吧。”老王是个痛快人：“行，做什么？”
全世界媒体都在这儿，金牌运动员有无数人采访，我说：“那咱们就采访不显眼的吧，失败者也成，只要打动咱俩的就算。”
没人布置，也就没有平台可播出，没编辑，没经费，拍摄的磁带都没有。我们的证件也接触不到运动员，只能在比赛结束后的大巴车上找人，再找人送我们进奥运村。
以往当主持人，事事有人安排，觉得采访才是头等大事，车到了采访地点，编导打电话让对方来接人，在车上等的时间长点，我心里便有点不耐烦：“怎么不早五分钟想到打电话呢？”现在你自己干吧，借带子，还带子，联系人，找翻译，找车，定时间地点，打场记，写稿子，贴发票……这些小事儿要样样做到，比采访难多了。
要拍摄比赛，我们没有比赛区的证，好不容易说通北京奥运会转播公司（bob）的人放行，被一位中国志愿者拦住：“对不起，不能进。”
我嬉皮笑脸，说你上司都同意了：“就让我进去吧，这是我最后一个机会了。”
梳马尾的姑娘手背在身后：“今天也是我最后一次值班，请您配合我工作。”老王在我肩上按一下，“走吧。”转身的时候，她在背后说：“再见。”
我没回头。
做节目时说得挺高明，真到了生活里，就这么个修养。
惭愧。
最吃力的是没翻译。
小姑娘姓周，阿拉伯语的大三学生，卷发大眼，非常可爱。
同行对我说：“她阿语不行。”
没办法，她是唯一愿意陪着我等八个小时的志愿者。伊拉克的短跑运动员达娜晚上九点才到。小周的翻译的确不太行，结结巴巴：“二〇〇三年，街巷里有抢劫和屠杀……我见过很多杀戮，街上有汽车炸弹。我也有……面对过死亡。”
二十三岁的达娜，穿着从约旦买来的二手跑鞋，鞋帮是裂的。教练是她的未婚夫，每天接她去巴格达大学操场上训练，都要穿越两派交火的地区，她躺在汽车后座上躲避子弹。但大学的灰泥跑道是露天的，有次屋顶上的狙击手向她开枪，子弹擦过她，打在旁边的一棵树上，她晕倒后，第二枪打在了地面上，泥溅在她脸上。一刻钟后，她洗了一把脸，又回到场上：“如果坐在那里不训练，就会不停地回想起枪击的情景。当你训练的时候，才会忘记所有的一切。”
最初国际奥委会宣布取消伊拉克代表团参赛资格，她像孩子一样不停地哭叫。我说你还年轻以后还有机会，她说：“没有人知道自己在伊拉克的命运是什么。”制裁取消后，她在椅子上又跳又叫。
说到这段时，翻译半天没吱声，我奇怪，偏过头看她。
小周正在低头哭，小卷发一抖一抖。
达娜看着她，晶亮的两大颗泪，含了一忽儿，扑落掉了下来。这个故事她在媒体面前讲过多次，我只见她这次掉了眼泪。
翻译或是采访，不仅是工作，是人与人的往来。
老王看体操比赛的初赛，一堆十五六岁的小女孩里，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在跳马，头发又短又硬，他有点奇怪，指给我看。我查资料，才发现三十三岁的丘索维金娜这是第五次参加奥运会，这个高龄体操运动员是为了用比赛的奖金给儿子阿廖沙治病，也为此离开乌兹别克斯坦，加入德国国籍。
约了她，快开始了，才发现写提纲的纸不见了，一顿乱翻，像个溺水的人，只能从直觉开始问：“你代表德国队比赛，很多人，包括你的教练不理解。他们认为你可能不爱国，你怎么看？”
她说：“如果他们也承受了这样的痛苦，也许他们就能理解。可是，我希望他们永远都不要承受这些痛苦。”
“什么样的痛苦？”我问完这句，丘索维金娜没有等翻译，就直接回答了问题，她从我脸上看懂了我在问什么。
通常采访有翻译时，我说完话都低头看稿子，受不了与采访对象沉默对视的压力。但这次我的膝盖上空空如也，每说完话，丘索维金娜看着我，我也看着她，这片刻的空白正常得像一段呼吸。她的感受在我心上过一遭，反应出下一个问题，有些问题甚至在我想到之前，就来到嘴边。
我在当天的日记里写：“交给那个叫柴静的人，不要把她勒得那么紧，不要鞭策她，也不要控制她，让她去。”
一切乱纷纷，但心就像铁铊子，慢慢沉到水底下去了。要对付这大摊子事，只能沉下去，倒是静下来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而比以往爱动感情。
有天在《中国日报》上，看见德国举重运动员施泰纳在领奖台上，发梢都是汗，一手举着金牌，另一手长久握着亡妻的一张照片。照片是一年前，还没出车祸，妻子和他在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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