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第二阶段拍摄如期在平遥开拍。
电工老宋承包了文工团之后，为了自谋出路、追求利润决定出去走穴。张军、钟萍、崔明亮和许多原来的团员决心跟着文工团走，而尹瑞娟却选择留在家里，为的是照顾生病的父亲父亲再一次成了阻止这对年轻人在一起的障碍。
赵韬站在自家的阳台上，沉默地凝视着外面，而前面的城墙将她的视线堵住。老贾用这样一个有力的画面，强调了尹瑞娟的孤立。
城门口文工团出发了，剧组专门借了一辆破旧的拖拉机，王大伦、梁靖东、杨丽娜还有其他客串文工团员的剧组成员都坐在拖拉机上。余力威的摄影机架设在城门口，依旧是长镜头，当他们乘坐的拖拉机穿过城墙边，巨大模糊的标语中唯一可以识别的词语是“马克思”三个字。
拖拉机向前开，崔明亮凝满泪水的眼睛看着远处，也许私下里期待着尹瑞娟能奇迹般地现身，来为他送行。与此同时，其他坐在拖拉机车斗里的文工团成员唱着一首南斯拉夫老歌：“啊朋友再见，啊朋友再见，再见吧”
当拖拉机穿过城门并经过城墙，老贾给电影带来了第一个主观镜头。余力威抱着摄影机跳上拖拉机，迅速往后撤退的城市的动人风景，与电影其余部分的固定镜头和轻微的摇镜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这时镜头代替了崔明亮的眼睛。由于汾阳没有火车站，崔明亮并不是乘火车出发，正如这个被私人承包的歌舞文工团，没有去激发了他们梦想的广.州或福.州等南方花花世界。相反，文工团的首个落脚点选择了汾阳之外盛产煤的邻近城镇。
这里是韩家村，参与过小武拍摄的人对这个地方都很熟悉，这里是老贾的三姨家，曾经作为小武乡下的老家在这里拍了五天。
老贾的表弟三明出来迎接大家，这次三明在电影里也有演出，就演他自己，崔明亮的表弟三明，从某种意义上，崔明亮已经成了老贾的化身。
三明只比老贾小一岁，小时候老贾放假到乡下就跟三明在一起玩。三明家条件不能跟城里老贾家比，三明初中毕业就开始下煤矿当工人，因为他父亲腿有残疾，不能干活，三明要养家糊口。
老贾回忆起拍小武那会，回韩家村看景，当时他跟三明已经好几年没见，他一开始居然没有认出自己的表弟，因为三明已经长胡子了。他当时就被三明的变化大大触动了。
他一定要把这一段搬上银幕，他说这次他和三明的相遇，让他想起了小时候课文里学的鲁迅先生的短篇杰作故乡中，鲁迅先生和闰土那有名的碰面，这是一个探讨乡愁式浪漫观念和故乡凄凉现实之间裂痕的原型文本。离开故乡多年、受过教育的鲁迅先生回到了养育他的故乡，遇见了童年时代的玩伴闰土，闰土现在是位中年的文盲农民：
虽然我一见便知道是闰土，但又不是我这记忆上的闰土了。他身材增加了一倍先前的紫色的圆脸，已经变作灰黄，而且加上了很深的皱纹眼睛也像他父亲一样，周围都肿得通红，这我知道，在海边种地的人，终日吹着海风，大抵是这样的。他头上是一顶破毡帽，身上只一件极薄的棉衣，浑身瑟索着手里提着一个纸包和一支长烟管，那手也不是我所记得的红活圆实的手，却又粗又笨而且开裂，像是松树皮了。
鲁迅先生与闰土之间的再相见，同老贾和三明的重逢非常相似，不仅在于形式上的相似：儿时的玩伴，现在属于两个不同社会阶层之间的人又再相见，闰土和三明都沉默寡言，无力讲出他们的经历更重要的是，老贾说当时他的感触跟鲁迅先生文中所表达的深深感慨是一致的悲剧、不公平和哀伤。
当初老贾跟大家说起这段的时候大家很沉默，不能说老贾的思想跟当时的鲁迅先生达到了一样的高度，但总之大家的心里是沉甸甸的。
三明的母亲，老贾的三姨坐在炕上对崔明亮说明了家里的困境：很难为三明找个媳妇，缴不起女儿读书的学费。
“这会儿劳动的，下煤矿的，上下个学，做了甚不比受了苦强？可是就是家里太困难，吃的还有拿吃的，书费、学费一下子那么多钱”
而后来当三明在本地的一家煤矿签约干活，粗暴的矿主清楚地表明他的立场：“出了事我们绝不负责。”
下井要签生死合同。三明不识字，拿来给崔明亮看，上面赫然写着：第一、生死由命，富贵在天本人自愿在高家庄煤矿采煤，如遇万一与煤矿无任何关系。二、本着革命的人道主义精神，如遇不测，煤矿每人补助500元，给其直系亲属。三、每人每天工资10元。
韩家村的拍摄持续了一个星期，在这个星期里不论是演员还是工作人员，包括暂时还没有戏，老贾让随组观摩体验的刘晓娟刘晓娥姐妹，大家都感到很压抑。
最后一场戏在村外的路上，这里四面都是山，但是这里的山都是光秃秃的，一阵风，尘土飞扬。
最后一场戏有两段，第一段是文工团的拖拉机开往煤矿演出，中途碰到步行去煤矿下井挖煤的三明。崔明亮让三明搭车，三明摇头，说自己穿小路，翻过这个山头就到了。依旧是长镜头，拖拉机沿着大路继续往前开，三明爬上山坡的小路。
当拍到这段时，王大伦才觉得老贾真的懂，绝不是故意煽情或者装逼。乡下人，不识字，对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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