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般而言，奥斯卡的奖项是由包括演员委员会、导演委员会等等在内的职业委员会，投票选出入围名单。最终再由全体会员投票选出得奖者。
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决选却与另外的奥斯卡奖项稍有不同。其是由单独成立的评选委员会来负责，先是较少的评审委员选出入围名单，然后再让参予过外语片放映活动的会员们来选出得奖影片。
可以说，相比于绝大多数普_选出来的奥斯卡奖项。由少数的评审委员所选出来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操作起来空间较大。
比如，长久以来，美国影艺学院只会邀请每个国家推派一部剧情片来参加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竞赛，从而形成了“每个国家推荐一部影片”的规定。由此招致了不少的非议。
毕竟，像法国、意大利、西班牙这些多产的欧洲国家，所制作的电影，往往足以获得数个提名，但却因为这个规定，受限于最多仅能获得一个提名。
另外一个令人垢病的地方是，这种制度使得每个国家所推派的影片，可能会受到政_治或其他方面的影响，比如因为政_治因素而未能获得国家的推荐，或是报名的机会被更有门路的某位导演或某个片厂得到了。
当然了。那些因此受益的电影产量不多的国家，则是这种制度的拥护者，因为其能够保证自己和电影多产的国家分庭抗礼。
简而言之，大致的流程就是，从获得推荐机会，到入了评委法眼，具备提名资格，直到一部奥斯卡最佳外语片新鲜出炉。
从往届的成绩来看，赢家属于法国、意大利这些电影多产的欧洲国家。至于日本，只是在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处于荣誉奖项阶段。分别以1951年的《罗生门》、1954年的《地狱门》、1955年的《宫本武藏》胜出。
如果非要扯上一点关系的话，日本最接近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时间，是1975年，日本与苏联合作拍摄的《德苏乌扎拉》最终胜出。
在过去的30年里。日本虽然得到了10几次的提名资格，但始终没能和改制为竞赛形式的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来个拥抱。
不难想象，有着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日本对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的觊觎之心与日俱增，可惜总是碰壁，美国人不买账。心里别提多失落了。
在这种情况下，唐焕辗转资助了一部独立电影，题材是关于日本遗孤，即1945年日本关东军在撤退和遣返期间，遗弃在中国大陆的日本国民或日裔满蒙开拓移民，其中大部分都属于当时日本国策移民计划的一员。
要知道，由于日本的野心，使得这个群体的数量颇为可观。
1950年，日本政_府对中国东北的滞留者统计为26492人，直至1958年还有22187人。
到了1959年，日本政_府公布《关于未归还者的特别措施法》，将在中国没有任何消息的未归还者宣告为战时死亡，对家人发放三万日元吊慰金，并取消其户籍。
说白了，日本政_府放弃这批人了。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后，日本厚生劳动省又进行了区别对待，即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尾声时，日军从中国大陆撤退和遣返期间被中国人收养，且未满十三岁的日本人定义为遗孤，对他们发放日本国籍和援助回国；而十三岁以上的如是为了生存或自愿加入中国东北家庭的日本女性，则视为是根据自己的意愿而留在东北，不能获得上述待遇，是为“残留妇女”。
1985年也就是今年的3月，日本厚生劳动省又制定了一套针对遗华日侨的“身份担保人制度”，规定遗华日侨必须征得其日本亲族的同意才可以在日本居留。然而由于各种原因，许多人均拒绝做“身份担保人”。
现在距离二战结束只有40年，大量当事人仍然在世，所以这个问题在日本的社会关注度还是很高的。
另外，遗华日侨即便可以通过日本政_府设置的一道道门槛，回到日本，但也不意味着他们能过上天堂一样的生活。
显而易见，遗华日侨由于长期在中国生活，与日本社会分离，思想和价值观受到影响，加上不能掌握日语能力和习惯日本的生活，其中不少人在回到日本后便丧失了劳动能力。
同时，由于社会歧视和财政负担，不被日本家庭接受，也造成了遗华日侨与日本家庭的隔阂。
简而言之，回到日本的遗华日侨，得不到日本家庭的援助，每月只能领政_府的救济金，生计艰难，成为日本社会的最底层，甚至沦为帮派的一份子。
当初，日本鼓励自己的国民迁往中国东北居住，以进行殖民统治；如今，又对这些人能赖就赖、能拖就拖，多么讽刺啊。
唐焕很“好心”地计划白送日本一个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以满足他们因为经济辉煌而急剧膨胀起来的虚荣心，但这个题材就要揭一下伤疤了！
为了这部电影，唐焕可没少做准备，比如在中国收集素材。
尤其电影拍摄还要以一个日本人的视角，站在日本人的立场，来深刻进行反思，这个导演人选可谓煞费苦心，最后选择了一位老牌日本电影导演——今井正。
此人是二战后日本左翼派的知名人物，擅长反战、反军国主义，以及社会写实等等的电影题材。
他曾经凭借1957年的《纯爱故事》，在柏林影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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