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为圣贤，便为qín_shòu；莫问收获，只问耕耘。”——曾国藩曾国藩说：“能够做到慎独，就可以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可以泰然处之，可以快乐、满足、欣慰、平静。”慎独是另一种形式的真诚。
慎独是宋明理学家最重要的修养方法。曾国藩一生推崇理学，在他的道德修养中，慎独是极其重要的一个方面。在他早期的政治生涯中，他对慎独是身体力行的。
咸丰初年，皇上下旨求言，大有重振朝纲之势。一些忧国忧民的大臣于是针砭时弊，恳抒己见，一时奏折满天飞。不想，绝大多数的奏折被“毋庸议”的上谕束之高阁，“归于簿书尘积堆中”。血气方刚的曾国藩见此局面，愤懑地说：“书生之血诚，徒以供胥吏唾弃之具。”咸丰三年(1853年)正月，曾国藩初办团练，在写给湖南“公正绅者”的公开信中说：“自度才能浅薄，不足谋事，惟有‘不要钱，不怕死’六字时时自矢，以质鬼神，以对父君。”
曾国藩在后来的征战中，屡屡受挫，但从不轻言放弃。咸丰十年(1860年)，他感慨万分地说：“天下滔滔，祸乱未已；吏治人心，毫无更改；军政战事，日崇虚伪。非得二三君子，倡之以朴诚，导之以廉耻，则江河日下，不知所届。”又说：“精诚所至，金石亦开，鬼神亦避。”清政府腐败无能，国势已尽，回天乏术，但曾国藩的诚心今天读来也是震撼人心的。曾国藩将“诚”用于治政，虽然未能彻底挽救清政府的衰亡，但也有过一时的中兴。
在曾国藩的道德修养中，“慎独”，也就是“诚”，影响着他人生的方方面面。常人总把学问与事功看作两件事，曾国藩不同，他认为，将事功学问打成一片，于操习记诵词章之外，更讲求诚正修齐之道，他把《大学》三大纲领：明明德、新民、止于至善，看作分内事。他说：“如果只把这些东西作表面的理解，不放在心上，不当成自己应该做的事，那么即使能做文章，能写诗词，也只算得上是会认字的猪倌，不能将他称为明道理有用的人。如果不能将所学用于实践，做官为民，朝廷用这样的人做官，与放猪倌有什么不同呢？”这番道理阐释得多么明白！他主张“立志以植基，居敬以养德，穷理以致知，克己以为行，成物以致用”，也就是把学问与事功谱成了合拍的节奏。
曾国藩把“不为圣贤，便为qín_shòu；莫问收获，只问耕耘”当作为人处世的至理名言，实际上这也是他诚意慎独的充分表现。他在日记中说道：“闻誉则心忡，儿不自持，何可鄙一至于是，此岂后得为载道之器乎？凡喜誉恶毁之心，即鄙夷患得患失之心也，于此艰打不破，则一切学问、才智，适足以欺世盗名矣。”
曾国藩的过人之处就在于能真诚面对自己心灵中最晦暗的角落，然后进行无情地攻击。他这种自我批判的精神，也是值得后人学习的。
曾国藩将“慎独”作为自身的修养，严格要求自己，也这样要求儿子。他去世前两年，对两个儿子也都提出了全面的修身养性的要求。他在《金陵节署中日记》里讲道：慎独则心安。自修之道，莫难养于心。心既知有善知有恶，而不能实用其力以为善去恶，则谓之自欺。方寸之自欺与否，盖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独知之。故《大学》之“诚章”章，两言慎独。果能好善如好好色，恶恶如恶恶臭；力去人欲，以存天理，则《大学》之所谓自慊，《中庸))之所谓戒慎恐慎，皆能切实行之。即曾子之所谓自反而缩，孟子之所谓仰不愧，俯不怍。所谓养心莫善于寡欲，皆不外乎是。故能慎独，则内省不疚，可以对天地质鬼神，断无行有不慊于心则馁之时。人无一内愧之事，则天君泰然，此心常快足宽平，是人生第一自强之道，第一寻乐之方，守身之先务也。
不仅如此，在军事上，曾国藩也贯彻这一点。围攻天京之战，曾国荃夜不能寐，就是想夺得攻破天京的头功，当时另有三人也可参战，因为种种原因他们只能按兵不动。但是，洋人李泰国却驶着轮船想进入长江。曾国荃担心被别人抢功，又不敢据实相告，上奏说：“轮船不必进入江河，只宜在海上巡逻，防御海盗。”曾国藩知道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写了一封信给弟弟：“你是担心李泰国到了天京会搅乱局面，抢夺你的功劳，你为什么不告诉皇上实情呢？我们辛苦作战十几年，却让外国人以数只轮船夺去了胜利果实，忠义将士看到这种情况会心灰意冷，而且有伤民族气节，这些都可以如实告诉皇上。心中本来想说这件事情，上奏时却在另一件事情上耽误时间，这是道光末年的陋习。”
曾国藩曾在《君子慎独论》中说过：“君子在遇到事情的时候，要能公私分明，在联系道理的时候，又能充分精辟地研究事理的得失。对于善事应当做，不好的毛病应该早日戒除。对于办一件好事，惟恐别人不能觉察到，自己白干，因而去办时迟疑不决；对于办一件不好的事情，抱着侥幸的心理认为别人看不到，因而不竭尽全力地更正。背地里独处之时，弄虚作假的事情就产生了，这就是欺骗。而君子去办一件善事惟恐办得不力，在晦暗中有堕落的行为，一个坏毛病改正不了，就会长年不断地犯错。暗室之中懔然不动仿佛在天一般，主人骨坚如金石，单独行事于只有自己的地方，要谨慎而又谨慎，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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