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乎其上，得乎其中，学乎其中；得乎其下。古人所言之“治学业”就是今天人们所常讲的学习方法。
凡有所成者，无一是三心二意，轻言放弃之辈。不管是做学问还是做人，专注与恒心都是必不可少的条件。
曾国藩学问上之所以有如此大之成就，与其善于总结的治学方法，持之以恒的精神是分不开的。有的史书中这样记载曾国藩生命的最后时光：同治十一(1871年)年正月，曾氏已如风中残烛。二十三日这天，他“病肝风，右足麻木，良久乃愈”。二十六日，出城迎候前河道总督苏廷魁，途中在车上“背诵《四书》，忽手指戈什哈，欲有所言，而口噤不能出声”。他自知油尽灯枯，将不久于人世，便抓紧生命的最后时光做自己最喜爱的事——读书。那十几天中他每天都读修身养性的((二程全书》，希望在身心修养上画一个圆满的句号。
二月初二，曾又发病，“因告二子，丧事宜遵古礼，勿用僧与道”。是夜仍读(仁程全书》。
二月初三，早饭后清理文件，阅《理学宗传》，晚饭后阅书中《张子》一卷。《理学宗传》是曾氏所读的最后一部书。次日即逝世。
就凭最后这一点，我们就足以明了曾有如此巨大成就的原因了。“坚持”二字笔画不多，说起来也不难，但能切实做到的又有几个人呢？不专注的喜爱不能称之为喜爱，半途而废的志向也不能称之为志向。
曾氏治学，强调有志、有识、有恒。他认为只要是读书人，首先要有志向，第二要有见识，第三要有恒心。有志向的人就不甘于人后而发愤图强；有见识的人就会学到很多的知识，不会自以为是地像一只井底之蛙；有恒心的人就没有做不成的事情，这三者是缺一不可的。
关于具体的读书方法，曾国藩也有自己的理解。他在家书中这样说道：“读书之法，看、读、写、作，四者每日不可缺一。看者，如尔去年看《史记》、《汉书》、韩文《近思录》，今年看《周易折中》之类是也。读者，如《四书》、《诗》、《书》、《易经》、《佐传》诸经、《昭明文选》李杜韩苏之诗、韩欧曾王之文，非高声朗诵则不能得其雄传之概，非密咏恬吟则不能探其深远之韵。譬之富家居积，看书则在外贸易，获利三倍者也；读书则在家镇守，不轻花费者也；譬之兵家战争，看书则攻城略地，开拓土宇者也；读书则深沟坚垒，得地能守者也。看书如子夏之‘日知所亡’相近，读书与‘无忘所能’相近，二者不可偏废。至于写字，真行篆隶，尔颇好之，切不可间断一日。既要求好，又要求快。余生平因作字迟钝，吃亏不少。尔须力求敏捷，每日能作楷书一万则几矣。至于作渚文，亦宜在二j＝三十岁立定规模；过三十后，则长进极难。作四书文，作试帖诗，作律赋，作古今体诗，作古文，作骈体文，数者不可不一一讲求，一一试为之。少年不可怕丑，须有狂者进取之趣，过时不试为之，则后此弥不肯为矣。”
除看、读、写、作之外，曾氏又说求业之精在于专，其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九月十八日的家书中提及，大意为：求业在于精学，除此之外再无他法，每日专心致志就可以了。谚语里有句话：“艺多不养身”说的就是不专一的坏处；多面挖井也没有泉水可以喝，说的就是不专一的后果。各位弟弟都应该努力专一地做学问。如果九弟志在练字也不用荒废其他，但每天练字的时候要专注而有神。不知四弟六弟是否专心，如果志在经义就专守一尽经；志在制义就专看一家之言；志在做古文就专看一家的文集，作诗和试帖也是如此，千万不能多管齐下，这样只会一无所获。以后写信来，各位弟弟要把自己的专业写明白，并且谈谈心得，使我一看信就能知道志向见解。凡是专一的人必有心得也必有疑问，弟弟们的心得可以与我分享，疑问我们也可以共同分析。详细写信的内容，就好比远在千里之外的家人面对面地交流，不也还是一件乐事吗？
而在另外的一封家书中，曾国藩介绍了读经和读史的具体方法：强调不但要专一还要有恒心。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考据名物为末。读经有一“恒”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旬；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此所谓恒也！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记也，但记一人，则恍如接其人；不必事事皆能记也，但记一事，则恍如亲其事。经以穷理，史以考事，舍此二者，更别无学矣！
除此之外，曾国藩提出了一个内在的要求：虚心涵泳，切己体察。他在咸丰八年(1858年)八月初三《谕纪泽》中言道：汝读《四书》无甚心得，由不能虚心涵泳，切己体察。朱于教人读书之法，此二语最为精当。尔现读《离娄》，即如《离娄》首章“上无道横，下无法守”，吾往年读之，亦无甚警惕。近年在外办事，乃知上之人必援诸道。下之人必守乎法。其人人以道揆自许，从心而不从法，则下凌上矣。“爱人不亲”章，往年读之，亦不甚亲切。近岁阅历日久，乃知治人不治者，智不足也。此切己体察之一端也。“涵泳”二字，最不易识，余尝以意测之，日：“涵”者，如春雨之润花，如清渠之溉稻。雨之润花，过小则难透，过大则离披，适中则涵濡而滋液。清渠之溉稻，过小则枯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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