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聪明未曾尝过犯错滋味的人恐怕绝无仅有。头脑清楚的人会在适当的时候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主动更正它，因为逃避错误的代价比承认之后立刻改正要大得多。有过错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否认它的存在。
人非圣贤，孰能无过？有过改之，过而无恐。过错是一种失去，还是一种获得。勇于改正自己缺点的人，就是清醒明智的人；知错不改的人，往往一事无成。只有不断完善自己，才能在险恶复杂的环境中求得生存与发展的机会，这是千古不变的生存法则。
现实中的很多人总是自我感觉良好，只看到别人的缺点，发现不了自己的缺点。别人指出的时候仍旧不知道悔改，甚至巧舌如簧，这种人永远不会有进步。正视缺点和不足，设法克服并改正，这样才会有所突破，曾国藩就是这样做的。他提出了“悔缺”之道，并坚决彻底地改正和执行。
曾国藩的性格一生发生过多次转变，早期个人修养也并不深厚，一遇不顺心的事情就勃然大怒，脾气性格很不稳定。与人交往时善于言谈，爱出风头。但他自己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后，他认为，知过即改，从善如流，对一个人的修身养性至关重要。因此便下定决心改变这种性格，但是却屡有反复。俗语说，“江山易改本性难移”，性格的养成不是朝令夕改的事情。
有一天，好友窦兰泉来拜访曾国藩，两位学人商讨理学，然而曾国藩并未真正理解窦兰泉所说的意思，即开始妄自发表见解，且词气虚矫。事后曾国藩指责自己：不仅自欺，而且欺人，没有比这更厉害的了。由于不诚实，所以说话时语气强辩，谈文说理，以表示自己学理精湛，其实这是一种虚荣心的表现。
曾国藩意识到了自己的毛病，表示一定悔改，可又身不由己，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几日后，朱廉甫前辈与邵蕙西来访，这二人都是孔子所说的正直、见闻广博的人，但是曾国藩故伎重演，说了许多大言不惭的话，过后又十分后悔。
由此可知，认识只是一个开始，实际行动才是关键所在。他给自己约定法章：大凡往日游戏随和的人，态度不能马上变得孤僻严厉，只能减少往来，相见必敬，才能渐改争逐的恶习；平日夸夸其谈的人，不能很快变得聋哑，只能逐渐低卑，只有少言多听、慎思，才能力除狂妄的恶习。曾国藩一心想要检讨自己，他改过心切，却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他有意与朋友们疏远，认为保持一定的距离，不经常交往，就可以增加几分敬意，但是这样就有一种不合群的表现。
由此可见，与人交往要怀一颗真诚、谦逊之心。不需要客观的抑制，真正的改变应该是从内在开始的。吴竹如开导曾国藩说，交情虽然受天性投缘的影响，但是好多种情况下，交情也是由人力所决定的，所以，人能胜天，不要把一切归之于数，如知人之哲，友朋之投契，君臣之遇合，本有定分，然亦可以积诚而致之。曾国藩深受启发，他认识到自己性格中的缺陷，开始有意识地调整和完善自我。
1843年正月，曾国藩的二位同年来看他。饭后，下人有不如意事，曾国藩大发脾气，愤不可遏，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决心，虽然友人多次劝阻，他仍然放口谩骂，肆无忌惮。事后，曾国藩又很后悔，又检讨自己。从此以后，他日渐成熟，逐渐地改掉了自以为是的毛病，与人交往时，他懂得给人留面子，削弱自身的锋芒。
对于自己的言行，他认为一切事情都需要每天检查，一天不查以后有问题再补救就难了。他逐日检点，事事检点，严格要求自己，把检点自己视为事关进德修业的大事。
《周易》说，君子“见善则迁，有过则改”。曾国藩的一生是在日日严于自律中度过的，他对自我反省和批判严厉而苛刻。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和局限，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不同的是所犯过错的大与小，多与少。犯错之后如何用正常而积极的心态去面对才是最重要的。所以说有过必纠，有错必改才是正确的选择。曾国藩认为，注重颐养德性的人，会经常不断地洗涤自己所犯的过错，并且常常反省、告诫自己勇于改过，这样才会使自己不断走向完善。
圣贤之所以是圣贤，就是因为他们能够坦然地面对自己的过错，从不虚伪地遮掩和找借口，并且可以积极地去改正。心里踏实，纠结也少了，做事也顺利许多。要知道，有多少掩饰就有多少丑态。
在经历了多次磨难后，曾国藩的性格渐渐走向完善，为人处世方面也变得圆通。他认为，人的欲念太重，过分追求某些东西，就犯了通病：太想表现自己就容易言辞不当，惹人厌烦；过于认可自己就容易骄傲自满，自以为是。此二者都应该常加克制，他认为自己仍然没有将这二者清扫干净。
他认为戒除“多言”需要日日检点，戒除自满需要把自己放置于世界之中，把自己摆在一个渺小的位置上，使自己的心态保持平衡。他说：“静中细思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叹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穷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之所能办者，不过太仓之一粟耳。”他认为苍穹之中，自己只为沙粒，为尘埃，不足提起。所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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