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需潜心，人对于自己想拥有的，想坚持的事一定不能放弃。世间最珍贵的东西就存在于不放弃的精神之中。
人生之中什么最重要？生命、地位、财富还是……一千个人，一千种回答。曾国藩出生在一个耕读之家，他的父亲曾竹字长期苦学，但四十三岁时才补为县学生员。他的祖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壮年悔过，因此对曾国藩的父亲督责最严。至于他的父亲，他的才能既然得不到施展，就发愤教育儿子们。’曾国藩曾回忆说：“先父……平生苦学，他教授学生，有二十多年。国藩愚笨，从八岁起跟父亲在家中私塾学习，早晚讲授，十分精心，不懂就再讲一遭，还不行再讲一遍。有时带我在路上，有时把我从床上唤起，反复问我平常不懂之处，一定要我搞通为止。他对待其他的学童也是这样，后来他教我的弟弟们也是这样。”
在这样的家庭里，曾国藩九岁时已经读完了五经，十五岁时，受教读了《史记》和《文选》，这些恐怕就是曾国藩一生的学问基础。可见良好的家庭教育对一个人的重要性。
对曾国藩来说，美服可以没有，佳肴可以没有，华宅乃至女人都可以没有，但是就不能没有书。读书成了他生命中的最重要部分。
曾国藩会试落第后，自知功力欠深，便立即收拾行装，怅然赋归，搭乘运河的粮船南下。他决定利用这次回家的机会，作一次江南游，实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宏愿。
路过睢宁时，遇到了知县易作梅。他与曾国藩的祖父、父亲非常熟悉，与曾国藩也相识。他乡遇故人，易知县自然要留这位老乡在他所任的县上玩上几天。在交谈中得知这位湘乡举人会试未中，但从其家教以及曾国藩的言谈举止中，便知这位老乡是个非凡之人，前程自然无量。他见曾国藩留京一年多，所带银两肯定所剩无几，有心帮助曾国藩。当曾国藩开口向易作梅知县借钱作路费时，易作梅慷慨应允。
经过金陵时，他见金陵书肆十分发达，留连忘返，十分喜爱这块地方。在书肆中曾国藩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爱不忍释，自己太需要这么一部史书了。一问价格，使曾国藩大吃一惊，恰好与他身边所有的钱相当。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部史书买下来，但书商似乎猜透了这位年轻人的心理，一点价都不肯让，开价一百两银子一钱也不能少。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即使回程要省吃少用点也要把书买回来。于是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部送进了当铺，毅然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了回来。此时，他如获至宝，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平生第一次花这么多钱购置财物，就是这本书籍。此一举动，足见曾国藩青年时代志趣的高雅。曾国藩的一生，不爱钱，不聚财，但却爱书，爱聚书。书成为他终身的知己，为他的胸襟和眼界打下基础。
回家以后，父亲见他花了上百两银子买回一堆书，非但没有责备，反而鼓励他。你借钱买书我不会怪你，只希望你能细心研读，这样就不会辜负我了。父亲的话对曾国藩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他闭门不出，发愤读书，并立下誓言：每日读十页绝不间断。
曾国藩发愤攻读一年，这部《二二十三史》全部读完，此后便形成了每天看史书十页的习惯，一生从未间断。这样，自京师会试以来，就使曾国藩养成了对古文和历史的爱好，为以后更为广泛地研究学术问题，总结历代统治者的经验教训，参与治理国家和社会打下了基础。
当曾国藩供职京师的时候，正是中国内乱外患交迫之时。曾国藩所关心的，在外有“英夷”，在内有太平天国。所以，他读书更侧重经世致用之学。在闲暇的时候，曾国藩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通过大量的并有所选择性地阅读古代史籍，尽量把现实的问题考究详尽。所以一旦当权，便能把平时读书得来的学问，拿出来应用。后来太平天国声势大盛，曾国藩以一书生带兵，终能镇灭洪、杨，一般人都引以为异。纸上谈兵实不可取，但对于善研致用之学的曾国藩而言，他需要的就是一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他的成功也再次证明了做学问对实践指导的意义。
曾国藩在任五部侍郎期间还专心潜读《通典》和《资治通鉴》，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民生疾苦和军备不足。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遍阅清代道光以上历朝文献，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败，遂因皇帝之下诏求言而先后参照史籍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体现了他明道经世的抱负。
在曾国藩读书榜样的示范下，湘军将帅们则是把孔、孟、周、张、程、朱，直到船山的“圣贤学脉”、“儒家道统”作为自己的思想信仰，从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广搜博取，以求治国用兵之道，使曾国藩旗下的将领少有莽夫。大批湘军将领多是从“一介书生”、“布衣寒士”而投笔从戎，从文书、幕僚或中级军官，一跃而成为统兵作战、独当一面的高级将帅，不少人成为巡抚、总督一类的封疆大吏，有的甚至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
这说明虽然“隔行如隔山”，但只要不断学习就能达成自己的目标，学习对于人生的作用是决定性的。曾国藩于读书学习尤为可贵的是，把它作为生命中重要的部分，相伴终生。
同治十年(1871年)，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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