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所有能促人成功的要素中，“勤”字是必备的，同时又是可以不受先天条件制约的。
人们常说业精于勤。勤是发展事业的唯一途径。孔子反对“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人生态度，孟子将四体不勤之人视为不孝之辈。历代家训中有一个共同的重要内容，便是“勤训”。
为商者只有勤于生意才能财源广进；为官者只有勤于政事才能造福于民。懒惰懈怠，必然使民受其弊。
同治四年(1865年)十一月十三日，曾国藩夜读汪辉祖《学治臆说》等书，深为叹服。他在日记中写道：“阅汪龙庄先生辉祖所为《佐治药言》、《学治臆说》、《梦痕录》等书，直至二更。其《庸训》则教子孙之言也，语语切实，可为师法。吾近月诸事废弛，每日除下棋看书之外，一味懒散，于公事多所延搁，读汪公书，不觉悚然！”曾国藩同意汪氏的观点，认为为官应以勤为首。
曾国藩对“勤”字的认识也很有深度。在他看来，“勤”字是人生第一要义，是修身、齐家、为官、治国乃至平天下的前提。他认为，千古以来，圣贤豪杰之士，立身于世能功成名就，无一不是因为勤。人如果勤奋，就没有什么做不到的，反之就会一事无成，还可能招致灾祸。
曾国藩曾把治学为人之道概括为八个字，即“八德”，列于首位的就是“勤”，他认为勤字最为重要。所以他每当同时谈论几个字时，总是将“勤”字放于首位，如“勤廉”、“勤慎”等。后来他写居官三箴，为“勤”字写了四句注脚：“手眼俱到”、心力交瘁、困知勉行、夜以继日。
曾国藩不是天资绝顶聪明的人。他所以能取得如此大的功勋，可以说全是“勤”字所致。这与其勤俭家风有密切关系，但同时也是曾国藩自身修养的结果。
在所有能促人成功的要素中，“勤”字是必备的，同时又是可以不受先天条件制约的。人们常说的“勤能补拙”就是这个道理。曾国藩说，居官应以“动廉明恕”四字为本，其中“明’字受先天因素影响较大，而其余三字则可由学习而至。“勤”字是实践所有事业的根本和前提，所以尤为重要。
曾国藩治学，认为除“勤”之外别无他途，勤奋方能有恒，才能点点滴滴，坚持不懈。他从青年起便养成了每天读书的习惯，即使从军之后仍旧不改。他教导手下将士说：“勤”字之义，在于平日勤加训练，勤于治事，稍有余暇，则读书不辍。
曾国藩统领湘淮两军，如此繁重的职务下，他每天仍能利用闲暇读书写字。奏牍、书信、家书、批文、日记，几乎都是他亲手所写或删定，仅现在留传下来的就达数千万字。他写家书，恐怕也是古往今来最多的。他自从向倭仁学习写日记后，几乎从未中断。他的日记也有几种，如《过隙影》、《茶余偶记》、《求阙斋日记》等，仅留传下来的就有百万字之多。他所写的奏章、批牍更加不可胜数。这种好学习惯，至老弥笃。在去世前的一年中，他作诗数首，文章十多篇。其中《湖南文征序》、《重刻茗柯文编序》，述古今以来文章源流，见解精辟，是传世不朽的佳作。在去世前一个月，他还为湘军后期的名将刘松山写墓志铭，但因病发而未能完稿。
曾国藩通过对历史的研究，得出这样的认识：盛世创业垂统之英雄，以襟怀豁达为第一义，末世扶危救难之英雄，以心力劳苦为第一义。他认为当时的清朝正处于动荡不安的末世，而把自己比作扶危救难的英雄，若想完成平定天下的志向，只有勤奋而已。
本着这样的原则，曾国藩真可谓劳心劳力，以一“勤”字终其身。即使偶尔有不够勤奋的时候，他也要深刻反省，痛加改过。
同治元年(1862年)八月十九日，他在日记中自责：近日来公事上不是特别地仔细，访客也很多，志趣也比以前散漫了，军事、吏事、粮饷事、文事每日都应尽心尽力，以求进步。因为一日没有长进就是退步了。以后每日会更加留心吏事，勤见僚属，多了解情况；留心军事，从教训将领，督察操练下手；留心粮饷之事，从人数上下手；留心文事，从广征古训开始。每天中午之前多留心吏事和军事，午后多留心饷事，晚上看文事。
曾国藩办事勤奋，在他任直隶总督时表现得最为突出。1869年初，他进京见陛，这是他自从离京后第一次回京，前后已十几年。当时直隶虽是京畿重地，吏治腐败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官员疲玩，讼案堆积如山，民怨沸腾。所以，曾国藩一上任，就拿吏治开刀。吴桥知县王恩照、曲阳知县万亨泰、武强知县王庶曾、迁官知县周培锦、冀州知州宋炳文、保安州知州李作棠、怀安知县谷洪德，这些人性情疏懒，不理讼狱，曾国藩一律奏请革职，大刀阔斧地进行整饬，吏治民风，为之一振。
在直隶总督任上，曾国藩最费心的便是处理积案。据吴汝纶记载：曾国藩办理积讼，从同治八年(1869年)四月起到十一月止，结销新旧各案40191起，从同治八年(1869年)十二月起到同治十年(1871年)十月止，连同闰月，共24个月，又结案90155起。平均算下来，前一段时间，每天180多件，后一段时间，每天也要处理120多件，其勤奋程度，实在令人瞠目。在他的倡导下，直隶吏治迅速改观。清廷称许曾国藩“办事认真，干吏治民风，实心整顿，力挽弊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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